德国政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曾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给德国和其他受害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探讨。从总体上说,他们的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是比较真诚的,但不谐之音时时可闻,争论也非常激烈。政治家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与其个人修养、价值观和党派立场有密切联系,而且也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往往表现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自始至终都是难分难解的。     

封建、郡县与中国历史传统

本文在分析封建、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征。指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主要是反对郡县制,中国近代引进的西方文明主要是与中国社会相似的、西方封建制的精华。唯独科学技术的差异值得进一步分析。     

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又是一位博览群书并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诗词优秀传统的诗人。在其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缔造的是共和国,开创的是新时代。除了在历史的舞台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戏剧,在一     

寻求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兼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确实受到西方明的巨大影响，冲击——回应说有一定理论根据。但从中国现代革命历程的原动力方面看，与中国前近代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自身历史化资源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支持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阅读《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将有所启发。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社会历史环境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限定了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视野和思想方式。由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所决定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感受到的世界不同于希腊哲学家所感受的世界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商品经济的相对不发达 ,家长制家庭与村社土地制度的长期存留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国家、权力、平等与公正等问题的理解     

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意蕴及其实践要求

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肯定。历史主动精神本身所反映的哲学意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特有样式。历史主动精神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总结,凝聚着百年党史发展历程的时代精华,一方面凸显了哲学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功能,另一方面确立了哲学对未来生活的生成及其构筑样式的指导功能。深入挖掘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意蕴,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实践要求,可以在新时代征程上提供奋力前行的坚定力量和信念指引。     

维护历史的尊严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世间感念邓小平——写在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

1992年的南巡讲话（又称“南方谈话”）,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位已是“普通党员”的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智慧,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