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識界大致可分爲"讀書人"和"學人"兩類人。所謂的漢宋之爭不僅是少數專業"學人"探討的高深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大量一般"讀書人"廣泛參與的熱門話題。大量"讀書人"的不斷捲入又使得漢宋的爭辯成了一時流行的風氣@些"讀書人"往往是通過科舉考試來接觸與表現他們的"漢學"與"宋學"。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科舉經歷,漸致他們對"漢學"或"宋學"形成各種不同的態度,既而捲入漢宋的爭論中,在不自覺間即成爲這股爭論風氣的推動者@一層面的漢宋之爭大體上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同儒學内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無太大的關係,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關注。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求專門學問應下基礎工夫(下)

正問:先生所言偏重中小學教育,關於大學本身影響於大學生讀書求學之處,可得聞否?答:我的意思當然不是將罪全放在中小學上。第一對於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良否,也是有關係的。現在大學考取的人才,十之八九是中學的中下等學生,而有特出的學生結果反而不得取録。第二大學必修科的性質與必修科的多寡,也是有關係的。結果現在大學生讀書求學多流於浮淺與自欺。     

新學、新眼與近代文人新知識統系的建構——以夏曾佑的閲讀記録爲中心

考察第一代具有系統的新學創作能力的文人知識倉庫的更新,夏曾佑自編藏書目與日記中的閲讀記載是典型個案。夏曾佑的閲讀關乎新舊書目選擇的眼界,關乎具體的讀法,更落實於面向社會現實的寫作。在舊學功底已然紮實的情形下,夏曾佑自覺從多面向開展新學閲讀。其讀書方法的創新和讀書眼光的時新,亦有力促進了其劃時代的"新史學"寫作,及其身邊的浙籍新學閲讀與知識共同體的形成。夏氏之新學成就或許不如更年輕(5的梁啓超等,路徑卻是共通的,並有前後浪互相激發之力。     

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存世西夏韻書和字典的編排體例以及對漢語音韻學術語的翻譯與運用,論述了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同時指出西夏人對漢語音韻術語的理解和韻書編排的某些"疏失",實際是基於西夏語特點的一種創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十二世紀河西方音的語音特點。     

借閱、傳抄及過錄與清代《說文》學的展開

<正>引言艾爾曼曾在《從理學到樸學》一書中强調:"考據學是一種群體性事業"~①,這一群體"通過知識傳播的组織與機制走到一起,就尋找、發掘知識的途徑達成共識"~②。如果"不瞭解樸學家的群體特質,就不能準確把握其實證方法的走向及其發展方式"~③。對於許慎《說文解字》一書的研究,至清     

《鮑廷博年譜》訂補

<正>劉尚恒先生的《鮑廷博年譜》,是目前鮑廷博研究中最為厚重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詳盡具體地記述了譜主訪求圖書的經過,四庫獻書的事蹟,校刻書籍的貢獻,以及與藏書家、學術名流的應酬交往情况,為瞭解清代學術發展,書林藏書掌故及古籍版刻流傳提供了翔實可信的研究資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評杜希德《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正>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1925—2006)的《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本是1977年爲英國印刷學會(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作的一次演講,後於1983年出版成書。此書從紙張的發明、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早期書籍的出版與銷售、敦煌藏經洞的發現、10世紀的大規模印刷、刻印儒家經書、宋代的雕版印刷、佛藏和道藏的刊刻、紙幣的印刷、福建書坊、政府與     

隋代《古文孝經》發現者辨(下)

正再次梳理隋代學人,我們發現有一位王孝籍頗符合《孝經注疏》的記載。《隋書·王孝籍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試釋“非駿勿駕,非爵勿轰■”兼論“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北大竹書《周訓》札記之三

本文披露了北京大學藏竹書《周訓》中的一個片段,事涉晉文公入曹後"夷其宗廟",得到一個金匱,其中有書云"非駿勿駕,非爵勿■"。隨後晉文公與咎犯對此語進行了討論。本文對"非駿勿駕,非爵勿■"加以考釋,並將"非爵勿■"與《易·中孚》中的"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相聯繫,進而對"羈縻"理念與早期君臣關係作出了若干推論。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再論康有爲與進化論

本文詳細考察康有爲的學説,尤其是"大同三世説",與進化論的關係,具體分析康在不同階段對進化論的態度,由此探討康對這種學説理解與認同的程度:康有爲、梁啓超一開始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是回拒的;在《禮運注》等"大同三世説"的重要著作中,康雖大量使用"進化"一詞,但僅僅是"拿來主義"式的運用;"大同三世説"雖主張進步,卻不是進化論所催生的;康在《大同書》中甚至將"進化"與"天演"當作意義不同的概念來使用。本文由此認爲,康有爲對進化論的學理並未真正理解,這種理論在他的頭腦中亦未成爲一種系統性的學説。     

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     

關於李希霍芬“絲綢之路”命名的辨析

目前學界普遍使用的"絲綢之路"概念是所謂引自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第454頁:"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爲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實際上,李希霍芬的書中不僅没有這樣的表述,而且"絲綢之路"一詞也是他偶然、無意之間提及的。目前學術界普遍引用的這一定義是赫爾曼的概括。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被忽視的義理——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及其反響

本文利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本及西方學界的相關書評,主要揭示譯者富路德對原著的改造,並勾勒此書在美國漢學界所引起的爭議。富路德不厭其煩地爲原著添加大量注釋以幫助西方讀者閲讀,卻删去了頗含義理意味的陳寅恪序。陳垣在《華化考》中展示出的史料蒐集功夫受到了評論者們的一致認可,但他的時代關懷卻不太能受到西方學者的理解與認同。尤其在美國,牟復禮與拉鐵摩爾等學者對此書批評尤多。美國學者對義理的忽視,不僅在於陳垣微言大義的筆法有些曲折,還在於他們與作者之間所存在的情感隔閡。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