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年間何異所帶職名當爲寶謨閣直學士

正《宋史》卷四○一《何異傳》載:"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案,"寶章閣直學士"、"寶章閣學士"有誤。《宋史·職官志二》載:"寶章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寶慶二年置,藏寧宗御製,置學士等官。"可知寶章閣學士、直學士等職,置於寶慶二年(1226),易言之,寶慶二年之前不可能有寶章閣直學士、學士等職。     

莫濛任直寶文閣考

正《宋史》卷三九○《莫濛傳》載:"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出知揚州……除■、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按,宋代並無"直寶文閣學士"一職,《文獻通考·職官考·諸閣學士》載:"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命王珪撰記立石。     

《續資治通鑑長編》標點勘誤一則

<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999)七月丙午條云:丙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吕文仲爲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之。初,太宗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禄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薛奎爲龍圖閣直學士

正《宋史》卷二八六《薛奎傳》言:"召(奎)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此處言薛奎職龍圖閣學士誤。檢歐陽修撰薛奎墓誌銘云:薛奎"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全集》卷二六)。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六天聖六年(1028)三月記載的人事變動亦可印證此點:己未,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范雍爲樞密副使,仍     

唐修文館及神龍至景雲年間在館學士考

有唐兩次置修文館,前次自高祖武德四年(621)始,止武德九年。後次在中宗神龍至睿宗景雲年間。唐中宗置修文館,不僅人數增多,其政治、文化影響也較大。然這一時期在館文士人數、職官等,兩《唐書》、《唐會要》等所載,有疑待辨者甚多。今考神龍二年(706)十月至景龍二年(708)四月,入館學士七人、大學士一人。景龍二年四月至景雲二年(711)三月,入修文館文士二十九人。又據唐人詩文、兩《唐書》及墓誌等,考及諸學士在館時間、職官、政治文化活動等。另有張昌宗等五人,其入館時間、職官等,均難以確考,謹附録文末。     

揭開美帝“友誼”鬼臉——記反對美帝文化侵略展覽會

天津八個教會學校學生會聯合主辦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展覽會上,展出的書籍、電影片和近百幅漫畫中,用事實來充分說明了帝國主義者怎樣通過教會學校,利用它的忠實走狗,來對中國進     

宋代御藥院機構與職能考論

御藥院是宋代最重要的内廷機構之一。本文將其長官勾當御藥院與御藥院機構分别討論。勾當御藥院雖是職位,實已部分階官化。作爲高層宦官序列之一級,其與皇帝最爲親近,可隨時受其差遣。御藥院作爲機構是官僚系統的一部分,是有核心職能與權責邊界的。本文從醫藥、禮物和殿試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御藥院本身不設醫官,只組織醫方的搜集、按驗和保存;采購藥材、和劑藥品并侍奉禁中;君主有疾則挾醫官入視。御藥院爲君主排辦賜予臣僚或者外交禮物,展現皇帝"個人"的恩禮與眷渥。御藥院又組織在崇政殿舉行的殿試。總的來説,御藥院的職能是局限、零碎且互不關聯的,但共同點則是幫助君主在日常的行政流程中扮演好"皇帝個人"的角色。反過來看,宋代日常政治中對"皇帝個人"角色有了更多制度性要求,是皇權發展的表現。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傅增湘影印故宫善本始末考

<正>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録學家。他在故宫博物院圖書館任職期間曾積極籌劃影印故宫所藏善本並編有一部書影。但由於學界長期以來對故宫建院之初的史料缺乏足夠的了解,對傅增湘在此期間的活動認識還不明晰,從而導致一些著述在傅增湘擔任故宫圖書館館長的時間、《故宫善本書影初編》的成書過程等方面的論述產生了錯誤。其實,《故宫善本書影初編》出版時傅增湘已經離任,此書是後來的繼任者根據傅     

宋代敕榜研究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王言"文書),乃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重要載體。宋代敕榜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論等處,較其他朝代使用頻繁,並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敕榜之撰寫、頒佈自有一套制度規範。不過,在實際的頒行過程中,朝令夕改、官員執行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     

宋代真迹官告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以首次面世的司馬伋呂祖謙真迹官告爲中心

本文是對首次面世的南宋司馬伋與呂祖謙真迹官告的刊佈、解讀與研究。前者係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司馬伋爲"總領淮西江東總領所總領"的絹本差遣官告,後者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恩轉朝散郎絹本官告。這是南宋真迹官告的首次現身,學術價值堪與南宋武義出土的徐謂禮官告文書媲美。司馬伋、呂祖謙官告是真迹絹本文書,它們的面世,回答了官員官告的格式、材質、形制到底如何的問題。本文就兩份官告制詞、告詞內容進行了逐字逐句詳細解讀,並據官告提供的實證,對宋代中級文官任命文書的運行流程進行了分析,有助於對宋代制度文書的了解和進一步研究。     

新見史仲莒夫婦墓誌與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新考

姚汝能以《安禄山事迹》一書聞名後世，然學界對其生平、宦迹、《安禄山事迹》成書背景及時間等問題均渺然難識。近年新發現的姚汝能於大中、咸通間所撰《史仲莒墓誌》及其夫人《杜氏墓誌》,不僅對其生年、科舉、官職除授和《安禄山事迹》作年等問題之考辨頗具裨益，且爲姚汝能依傍史仲莒門館時的政治形勢分析提供文獻支持，亦有助於梳理其與“芳林十哲”等同代文人的交往實迹。     

北京圖書館官厅水库工地图书流动站工作报告

如何利用書刊為祖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已成為今日圖書館的中心任務,我館為此目的特於一九五三年五月間在官廳水庫工地建立了圖書流動站。主動地深入现場,供應技術上、學習上必要的參考資料和業餘的一般讀物,以鼓舞廣大職工愛國主義的工作熱情,從而保證工程任務的勝利完成。     

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

宋仁宗以後,臺諫官在監察官員、參與朝政討論等方面非常活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臺諫官職在宋初大多僅爲本官階,御史臺也並非以向君主進言爲主要職能的機構;從宋太宗到仁宗前期,臺諫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既往研究由於較多偏重於將臺諫機構作爲監察體系的一部分加以觀察,因此對於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草創過程關注較少,且較爲重視臺諫官的職責内容,而對臺諫官的工作方式——即向君主進言——的重要意義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發展放回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進行觀察,以此對這一進程的政治背景與制度背景作以分析。本文旨在説明,宋太宗、真宗時期,很多外朝士大夫看重臺諫官向朝廷進言、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因而反復提出令臺諫官"舉職言事"的呼籲;而君主則時常希望藉敦促臺諫進言的表態,來展現自身廣爲采聽、虚心納諫的品德,特别是在發生某些天災人禍之後,這種需求往往會促使君主推動臺諫制度的實質性變化。正是君主和士大夫以上兩種考慮之間的相互呼應、共同作用,促使北宋朝廷對臺諫制度進行整頓,並最終帶來了臺諫官職的性質從本官到專職言事官的重大轉變。     

《宋史·職官志一》補正一則

<正>《宋史·職官志一》(下簡稱《宋志一》)"三師、三公"條載:"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辭司空、侍中。"(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772)陳振在《關於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載《中州學刊》1985年第6期)一文中,曾據蘇軾所撰《富鄭公神道碑》,認爲《宋志一》與《文獻通考·職官考》     

和刻本宋代筆記譾論

<正>宋代立國之後,稽古右文,優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學士也有較多的餘暇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時在政事、學術和文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筆記是他們從政、治學、爲文之餘,寫作的"非文藝散文"("Nonliterary"prose)~②,也是宋代士大夫對宋代文化的貢獻之一。雖然筆記在創製之初,仍带有"隨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樂"~③的一面,但隨着宋代學術的演進,宋代筆記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學術化的特     

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

美帝對我國文物的破坏及掠奪、是從鴉片戰爭後開始的。在這一段悠長的時期中,中國文物蒙到空前浩劫,所受的損失程度,一時還無法以正確數字表現。美帝國内各州的博物舘,及其學術界出版的書籍,有关中國文物的陳列及論著就是美帝掠奪罪行的最好供狀。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日藏南宋圭堂居士《佛法大明録》文獻價值考述

<正>《佛法大明録》是南宋圭堂居士編著的一部禪宗典籍。該書中土久佚,僅部分文獻有所徵引,因此尚未引起國内學者重視。而日本學界對此書關注較早,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①,陸續有論文發表,其中椎名宏雄氏的《佛法大明録の諸本》~②,是有關該書版本、文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近年來,荒木浩氏又從該書對《沙石集》的影響角度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③,極大地推動了     

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辨誤

職官制度對古籍整理與研究意義重大,《剡川詩鈔》直至《全唐詩續拾》相繼製造的"唐元和詩人邢允中",即因未及究細北宋武階官左班殿直,而將北宋邢允中誤作唐人。歷代學者未能詳繹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形成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這通刻立於南宋嘉定十一年的紀念碑,保存了一篇唐代佚文《護國院記》),從而導致這一錯誤知識的産生、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