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關於柔然自號“皇芮”並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豪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的潮流

柔然在漠北草原建正朔,稱"皇芮",基本可視之爲是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柔然並聲稱將"恢復中華",這在古代立國於蒙古高原漠北的遊牧政權中,絕無僅有。這是十六國時期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和政治理念,逐步爲黃河流域諸少數民族廣泛接受的潮流中出現的特例。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似乎應目之爲皇宋、皇魏和皇芮,三個以漢文化爲靈魂的封建王朝南北一字形並列的局面。     

朝鮮漢文小說《林將軍傳》成書、版本考述

《林將軍傳》是朝鮮小說史上最爲著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之一,由於朝鮮將軍林慶業反清尊明、蒙寃死亡的生平事迹富有傳奇色彩,此書在朝鮮半島廣爲流傳。筆者在梳理林慶業傳記史料的基礎上發現,朝鮮英祖年間,《林將軍傳》小說最早以諺傳的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現存的漢文本小說出現於諺傳本之後,主要分爲兩個系統:一是諺傳小說的漢譯本,一是無名氏獨立創作的漢文小說。本文以韓國所藏九種《林將軍傳》抄本作爲研究對象,比勘諸本異同,考證其相互關係,對漢文小說《林將軍傳》諸抄本之間的關係做了較爲系統的辨析。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武仙與金末蒙初華北形勢

金末名將武仙,其行迹幾乎與金蒙戰爭相始終,並參與了金亡之前十年華北多數重要戰事,可以視之爲當時金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戰爭之成敗及形勢之走向有直接關係。本文擬以武仙爲切入點,藉以審視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諸方的戰略實施、軍事形勢。期間,各政權在華北的發展前景,曾出現難以預測的波動,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點内容。     

郭欽“徙戎論”發覆

正兩漢慣於徙戎入塞或安置於內地。魏晉時期邊地諸多危機被歸因於此,遂有倡"徙戎"出境之論者,鄧艾、郭欽、江統三人爲著。鄧艾之論最早,但史載過簡,不足深論。江統《徙戎論》最詳,歷來爲學者所重。郭欽之論最切中實際,卻未受到足夠重視,甚至有所誤解,殊爲可惜。《晉書·北狄傳》載: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釋

近幾年福建霞浦發現的民間抄本,包含了近千言稀見的對音文字,殆源自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之夷偈。個中有號稱"弗里真言"者二首,並見於三個不同抄本。本文將之參校並試行解讀,論證其爲來華摩尼僧之口頭傳授,歷經多代口傳耳受後,始爲不諳夷語之明教徒作爲咒語使用,復被用近音漢字形諸書面,輯入霞浦清初靈源法師所用之科儀本。     

“述毛”與“難鄭”——王肅《詩經》學的語境還原及歷史建構

王肅《詩經》注,全書已佚而集中存留於《毛詩正義》中。《正義》的解經系統對王注的取捨有內在的體例。通過還原佚文的引用語境,可以發現"述毛"是孔疏引用王注的預設前提。王肅對毛傳的墨守遠過鄭玄,其對未明言的傳意的補足和推測遵循一定的義例。"鄭王之異"是"王述毛"與"鄭異毛"衍生的間接結果。但王肅《詩經》學在後世的影像卻是圍繞着"鄭王之爭"的先在焦點拼接而成的,"難鄭"成爲核心。"述毛"的殘片與"難鄭"的影像都滲透了經學史發展的印迹。     

《柏梁臺詩》成篇時間新論——基於文本出處和官職描述的綜合考察

《柏梁臺詩》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名篇,長期以來被視爲七言詩或聯句詩之始,不過其成篇時間卻仍存爭議。本文在梳理前人論述的基礎上,通過辨析《柏梁臺詩》最早出處的《東方朔别傳》與《漢書·東方朔傳》及東方朔故事流傳的關係,指出《别傳》雖非《漢書》藍本,但其成書卻不晚及東漢,由此確認《柏梁臺詩》成於東漢之前。進而以《柏梁臺詩》中若干"另類"敍述爲線索,推測《柏梁臺詩》並非如序文所説作於西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而是成篇於平帝元始五年(5)以後,七言詩體的發展爲此提供了文體背景。     

公共圖書館(區、市、鄉、村和兒童團)管理的最低標準——通則和登錄格式

按蘇俄國營文教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刊印的改訂增補第五版譯出序言 "圕管理的最低標準"包含關於公共圕的各種藏書和目錄編別,以及利用藏書編制以爲讀者服務的各種基本過程上的指示。圕在讀者和居民間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就,藏書的積極利用以及將圕圖書作為國家財產來保護的工作,大半須取决於此等過程之明確的安排。在蘇俄部長會議所屬之文教機關事務委員會系統下的所有公共圕,必須使用"最低標準"。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

本文將昭陵這座建築作爲一部"文本"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讀,主要循三個角度展開:其一,將昭陵置於特定時空語境中進行個案考察;其二,將昭陵作爲一個視覺的、物質的、整體的景觀進行解讀;其三,回到初唐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脈絡,體察當時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及其與昭陵營造之間的關係。本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出,昭陵的空間規劃與建築布局展現爲清晰的時間性敍事,以視覺語言完成了墓主由秦王到太宗、由天子到皇帝·天可汗,唐朝由李唐一家到大唐帝國、由關隴集團到天下大統的一系列轉變。可以説,昭陵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强化了當時的權力觀念,也見證了貞觀王朝的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紀初唐朝的歷史視野和總體格局。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從《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看《記室備要》之北傳

本文通過對遼代《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與敦煌文獻《記室備要》的對比分析,發現墓誌的主要內容大多抄撮改編自《記室備要》一書。由於此方墓誌極有可能出土於遼上京臨潢府附近,筆者推測唐代《記室備要》等掌記文書早在遼朝初年即已向北散佈至契丹的腹心之地。遼初對於中原人才及藩鎮制度的吸納、繼承,爲記室文學向北傳播提供了可能性。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秦漢六朝的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

本文探討秦漢六朝以來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習俗産生的背景與過程。从秦代到1911年,官府戶籍登記制度只要求記錄百姓的生年或年齡,未具體到生月與日。生日記憶與稱慶主要流行於家庭、家族乃至親友的範圍內,與國家制度無關。各種資料顯示,對死者的生日記憶宋元以後纔開始普遍化,此前僅見零星記載,多見於皇家,應與存在嚴密的檔案制度有關。反而是"卒日",自先秦以來一向受到重視。不過,算命術的流行表明,生日記憶實際早就存在,且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只是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運,尚未見到慶生的事例。由單純的記憶轉變爲年度性的慶祝,最早見於南朝末年江南地區,應是受到佛教佛誕(多爲四月八日)活動的啓發,同時,在成佛信念的引導下出現的。到唐代,生日稱慶則自下而上,由民俗而發展成國家慶典。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元代的僧詩:中峯明本的僧風與詩作

中峯明本,元代禪宗楊岐派宗師。生當宋元易代之際,面對蒙元統治者的威壓利誘,數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權勢與榮寵,度過雲水漂泊生涯。因聲譽隆盛,景仰、隨從者衆,宰相大臣屢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朝廷召見,亦終不一至。他發揚中國古代士大夫隱逸山林的傳統、易代之際不仕新朝的遺民傳統和禪宗熄滅妄念、止歇馳求、解黏去縛、少欲知足的傳統,將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形於詩篇,描寫倘佯山水的瀟灑自如心境,抒發解脫羈絆的閑雲野鶴情懷,所作滲透對於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對於世間榮華富貴、名利紛爭的鄙棄,清新自然,禪意盎然,是古代僧詩中難得的優秀之作,在詩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