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佛性經》殘片考

本文認爲敦煌遺書中新發現的《佛性經》殘片爲佛教化摩尼教典籍,或是以摩尼教思想爲核心,摻雜佛教因素的具有混合性質的經典。該《佛性經》即《開元錄》卷一八所載僞經《彌勒摩尼佛說開悟佛性經》。本文並就《佛性經》第八品殘文所表現的摩尼教解脫觀和輪迴觀進行了梳理研究。     

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

隋末思想家王通兩部主要著作《中説》與《續六經》,一存一佚。本文通過分析王通的文化背景與家世淵源以及《中説》中有關《續六經》,特別是《續六經》中《元經》的材料,對《續六經》的指導思想問題提出己見。認爲,王通《元經》乃至整個《續六經》的指導思想主要源自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其基本精神與"南學"一脈相承,其目的主要是肯定北朝的正統地位。最後,對王通與宋學的淵源關係有所揭示。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孟子》升經考——並論兩宋正經與兼經制度

本文從政治史、科舉制度史的角度討論《孟子》在兩宋的地位變化,即《孟子》由子部升經的問題。特别關注熙寧四年變法以後的歷次政治變革中《孟子》地位的升降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並進而梳理兩宋科舉正經、兼經制度的演變,對南宋紹興六年始實行的以"六經"爲正經、以《論語》、《孟子》等爲兼經的制度作了考證。本文認爲《孟子》上升爲兼經影響到其他諸經的沉浮,而經學結構的調整與變化,自漢武帝以來至兩宋,總是與政治、改革相關聯的。     

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

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道經殘片,基本都是抄寫於唐代西州時期。通過對德國及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數件重要道經進行考論,證實了唐代西州道經三洞經典存續完整,又據旅順博物館藏LM20-1460-37-14《太玄真一本際經》殘片的卷題,認定其爲五卷本系統,並進一步推論至遲到唐太宗貞觀末年,唐代西州已有道教傳播與道經傳抄。此外,根據目前整個吐魯番出土道經的狀況,比較了敦煌道經、吐魯番道經及《南竺觀記》所載經目的差異,對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情況與"開元道藏"的關係再作檢討。     

中國傳統和戰觀之現代詮釋——陳焕章著《孔教經世法》的國際觀發凡

1914年美國公使芮恩施代表卡内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約請陳焕章就"中國人對於和戰之學説"主題撰寫一著,《孔教經世法》一書即應此約而作。該著全面介紹孔教教義,系統闡釋儒家的和平觀、戰爭觀和睦誼外交之道,並結合中國歷代和平論、諸子和平論説明中國人歷來是熱愛和平之人種。《孔教經世法》對中國傳統和戰觀現代意義的創造性發掘,使之成爲一部具有思想價值的經典之作。     

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以“離騷”與“歌”體爲中心

日藏古文獻《二中歷·經史歷》記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選》的文體分類以及其各卷帙構成的完整篇目,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保留的極有可能就是《文選》編撰初始之舊貌。這份書目首先表明《文選》最初的文體實爲三十四體(三十三大體再加"離騷"),更重要的是,這份書目的出現還牽連到《楚辭》在六朝文體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晉宋樂府之流變等諸多文學史上的根源性問題,爲探討蕭統編撰《文選》之動機與意圖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通典·開元禮纂類》衣服篇“令云”的來源與《開元禮》校勘

本文討論《通典·開元禮纂類·序例下》中關於章服所增“令云”注文的來源。認爲“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目、構成的總體敍述之外,對其色彩、樣式、裝飾、用料等細節内容的補充。並通過此二書與《唐六典》的比較,證明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均出自開元《衣服令》,禮、令二者結合纔是原來令文的全部和完整表述。文章還通過衣服制度在顯慶以後的改革及對《開元禮》正文的辨析,論證其中冠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並通過“令云”中各部内容和細節的對比,對前人在《開元禮》校勘中誤判誤收《通典》注文的問題作了糾正。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也説《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

對於《隋書·禮儀志六》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料來源,日本學者小林聰先生提出,其基礎是梁武帝天監二年所頒佈的"天監二年令"。本文考察認爲,隋志記載並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書·禮志五》所記百官印綬冠服制度爲基礎,並補充西晉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以及東晉以降至梁初的各種制度變革綜合而成。因此,隋志所記並不能如實反映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由此指出,在利用史料之前,對文本進行史料批判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作業。     

鄉飲酒禮上的遵與僎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會説話的傷口——晚清抄本《微蟲世界》中的創傷記憶

《微蟲世界》是一部寫於十九世紀末年的自敍傳,其中包括童年時代的作者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的遭遇。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片段發表之外,此書原文的全本僅僅以手寫本形式保存下來。本文從文學、歷史和心理學研究角度討論這部作品,提出這是一部典型的創傷寫作,不僅因爲作者記載下來的戰爭暴力,也由於此書不同尋常的敍事結構乃是對創傷記憶之運作過程的模擬;最後,通過檢視本書在二十世紀的遭際,討論發生於印刷媒體中的文化記憶的扭曲。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隋代《古文孝經》發現者辨(下)

正再次梳理隋代學人,我們發現有一位王孝籍頗符合《孝經注疏》的記載。《隋書·王孝籍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讀《易》三札——《訟》、《師》、《謙》卦解

明代智旭以佛學思想闡釋《周易》,將《周易》引入佛教心性論一途,援佛入《易》,以《易》攝佛,儒釋匯通,《訟卦》尤具代表性,構建起了《論語》"內自訟"與《訟卦》融會貫通的橋樑。《師卦》的解釋傳統體現了王弼重事理、程頤重治統、清儒重考據的特徵,《周禮》關於"大師之禮"和"大田之禮"的記載及出土簡帛本《周易》,提供了從軍禮解讀《師卦》的新視角。唐代孔穎達對《謙卦》開創性闡釋以及唐宋諸儒對"裒多益寡"的改定和訓解,反映了唐宋更替期關於"公平"觀念的轉變,可作爲考察唐前大儒和宋代大儒思想分野的重要參照。     

班馬異同：從《史記》至《漢書》看敍事理論到實踐之發展變異

承襲史學史上“班馬異同論”議題,從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兩個方面,比較、闡釋《史記》、《漢書》之不同,探索造成此種歧異之内在原因,並着重緊扣文本,來梳理前漢經生大臣藉助陰陽災異以黨同伐異之原委。其議對奏疏以至敍事等各種文體,均受此種論政、攻訐理路之影響,此種影響自然也滲透到《漢書》的寫作。因而,構成發端於《易》、《書》、《春秋》學等儒家經典,主要由董仲舒濫觴,劉向推波助瀾,以至蔚爲大觀的經學家譜系和儒學新思潮,向、歆父子於此貢獻尤著,洵爲儒學史留下不可磨滅之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