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遺存文獻所見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

本文對西夏遺存文獻中所載藏傳佛教"大手印"修法的傳承脈絡進行了梳理,其中有關劉掌廝囉爲薩欽貢噶寧波,金剛座爲也阿難,雅礱斯巴爲法獅子等分析,爲明確西夏所傳"金剛默有母修法"、"大手印"燒施念定、大黑求修法、金剛亥母修習法等與薩迦派的關聯,進而爲釐清西夏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和早期藏傳佛教的面貌提供了證據。     

游師雄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事

正《宋史》卷三三二《游師雄傳》記載其"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然而,國家圖書館藏游師雄墓誌銘則稱"乃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0册)。《東都事略·游師雄傳》則記載"師雄爲陝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副使"。究竟是"陝西     

《漢書·百官公卿表》爲何不記“共工”

<正>《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下簡稱《漢表》)敍上古官制,"《易》敍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爲宓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提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分別以龍、火、雲、鳥作爲官名。據顏師古注,此段出自《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答魯大夫叔孫昭子語:"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日本唐樂曲《蘇莫者》及其南海來源

《蘇莫者》是一支起源於天竺,由林邑僧佛哲從南海傳入日本的東南亞樂曲。從10世紀起,此曲編屬唐樂盤涉調,用於佛寺塔供養,由大阪四天王寺舞人傳承。關於其來歷有多種傳説,乃反映了它用於祈雨,進而由"小曲"發展爲"中曲",由獨舞發展爲羣舞的過程。對《蘇莫者》進行考察,有助於認識日本雅樂以佛教團體爲載體的事實,以及中古"歌舞戲"的性質及來歷——《蘇莫遮》和《撥頭》、《伴侣》等西域樂曲代表了印度假面樂舞的陸路傳播,而《蘇莫者》和《拔頭》、《倍臚》等林邑樂曲則代表了這種假面樂舞的海路傳播。     

釋“自喜”

《漢書·董賢傳》:賢"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自喜,顔師古注:"喜,音許吏反。"僅注讀音而未釋義。《漢語大詞典》釋作自樂、自我欣賞。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於文意似大體不差,但並不十分貼切。筆者以爲《董賢傳》中的自喜當釋作打扮愛美、注重儀表。如《三國志·魏書·何晏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兩漢封君封號考論

兩漢封君封號甚衆,然大别之可分爲"王"、"侯"、"君"、"公主"四種類型。封號的來源主要是以封地命號、以功績命號、以民族關係命號、以紹封繼絶命號和以情緒意義命號。同一個封君,在不同的時期封號可以改换,而同一個封號,在不同時期也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轉移。封號的類别、應用、改换和轉移都是封君制内涵的體現,作爲社會文化的産物,它還生動地表現了兩漢思想、觀念、習俗、傳統上的很多特徵,是了解和認識漢代社會的重要依據。     

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釋

近幾年福建霞浦發現的民間抄本,包含了近千言稀見的對音文字,殆源自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之夷偈。個中有號稱"弗里真言"者二首,並見於三個不同抄本。本文將之參校並試行解讀,論證其爲來華摩尼僧之口頭傳授,歷經多代口傳耳受後,始爲不諳夷語之明教徒作爲咒語使用,復被用近音漢字形諸書面,輯入霞浦清初靈源法師所用之科儀本。     

稀見《朝野僉載》十卷本價值考論

<正>張鷟《朝野僉載》是一部重要的唐代筆記,其中記録的唐代前期朝野史事對於研究唐代歷史、文化、文學都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歷來受到學者重視。可惜的是,此書原本亡佚已久,傳世版本中以明陳繼儒輯《寶顔堂秘笈》普集即第四集所收六卷本(以下簡稱"寶顔堂本")較爲通行,目前學術界出版的多種點校本均以此本爲底本進行整理~①。此本之性質乃是輯本,余嘉錫在《四庫提要     

《虎溪三笑圖》題畫詩考論

"虎溪三笑"是傳統中國畫的重要題材之一,並由此產生了《虎溪三笑圖》的題詠。宋人已考證"虎溪三笑"本事爲虛構,其源流當是佛門僧衆對《高僧傳·慧遠》的踵事增華,至遲在晚唐五代之際已形成,宋代時廣爲人知,成爲《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發端期,出現了贊頌三教同一、思慕高賢的主題。元代是《虎溪三笑圖》題詠的繁盛期,主題呈多樣化,其中遺民情懷主題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與個人情感。明代《虎溪三笑圖》題詠漸呈式微,在佛教衰落、學術風氣漸趨謹嚴的背景下,質疑畫題失真的詩作漸多。入清後,題詠詩作主題漸呈單一,但在藝術上仍有獨到之處。     

詩人陳與義與湖南周氏

陳與義因靖康之亂避難南來,寓湖南武岡軍紫陽山,並留有不少詩文,是當地的歷史大事。在地方志中,因所據記載簡略,對他因何而來,有哪些作品,皆説不清楚。他所寓紫陽周漕的先人是北宋名臣,經他宣揚,成爲府、縣志中的名人、鄉賢,但事實上,因歷代方志或以訛傳訛,或憑主觀發揮,離事實越來越遠。本文意圖通過陳與義寓居武岡的故事及留下的遺迹,如何演繹爲方志和周姓族譜中於史無徵的傳説,從史料追根溯源,爲應如何利用方志提供示例參考。     

密宗《七羅刹母供養儀軌》與佛教的吐蕃化

通過對P.T.307《七羅刹母供養儀軌》的録文、翻譯和釋讀,初步認爲"十二丹瑪"("丹瑪"又意譯爲"地母"或"地祇")這一組女神的具體名號,是從"七羅刹母"演變而來,即後世將同一女神之不同異稱,又視爲不同神靈之名稱,最終使"十二丹瑪"之名稱得以落實。P.T.307反映了吐蕃末期就有蓮花生降伏鬼神故事之流傳,而且本土的神靈以佛教護法神之面目進入了佛教,亦即吐蕃時代就已開始了佛教的本土化進程。     

武則天與薛懷義輩分考(下)

<正>尚有一事須予明辨。《舊唐書》將薛懷義列入《外戚傳》,趙翼《廿二史劄記·新書改編各傳》指責"固屬非類",其實大有講究。《舊傳》載:"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母,因得曲加恩寵。……賜姓武氏,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此事與上下文無直接關係,忽入其間似覺唐突。按載初元年(690)九月武后"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     

宋代玄奘的聖化:圖像、文物和遺迹

唐代已出現玄奘聖化相關的傳奇、齋儀、禮拜法,以及和他西行求法有關的深沙神信仰。入宋以後,玄奘的聖化更以圖像、宗教文物和遺迹崇拜的形式展現。除了以頭部的圓光顯示玄奘的聖化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寺院壁畫中玄奘左手執梵夾、右手"屈二指"作爲其聖化的表徵,此種形像傳到日本之後,成爲鎌倉時代法相宗祖師玄奘圖像的標幟。此外,玄奘更成爲被禮拜的神祇,包括被繪入"五百羅漢圖"中,作爲羅漢受人恭敬禮拜;以及寺院經藏殿中設有玄奘像,僧徒朝夕供養。玄奘的聖化也顯現在對其舍利的重視,以及他晚年譯經的玉華寺、埋藏其遺骨的興教寺,也都成爲人們瞻仰的聖地。     

唐代宰相的使職特徵和名號

受錢大昕和嚴耕望的啓發,本文重新把唐宰相定位爲一種無官品的"使職"(而非有官品的職事官),就像節度使、鹽鐵使等使職一樣,宰相只不過是皇帝任命的一個"使職",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宰相的權力來自皇帝的授予,取決於皇帝對他的信任,有相當程度的私密關係。唐初,皇帝沿用隋朝的慣例,通常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貞觀年間,逐漸改派其他官員(如侍郎等)出任宰相。由於宰相是一種使職,與其他使職一樣,在初期往往有許多使職名號,稱號不固定,有許多變動。但從高宗朝開始,已逐漸統一爲"同三品"和"同平章事"兩種。本文考察唐宰相的使職名號及其命名邏1,務求更進一步理解唐代宰相之内涵。     

兩晉南北朝“皇太弟”考略

<正>如所周知,自周代確立嫡長世及制以來,中國古代皇(王)位傳承以父死子繼爲合乎制度的、主要的模式,一般預建爲儲副、待先皇駕崩後繼承帝位者,從制度上而言應是皇帝之"嫡長子"即所謂"皇太子";儘管在現實政治中因爲種種複雜原因,繼位者未必爲嫡長子(有時甚至未必爲子),然而父死子繼的合法性,無論在帝國的政治、儒家的理論還是在社會的輿論、民衆的觀念中,都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歷史總有例外。作爲皇儲的名號,除普遍性的屬於父死子繼範疇的"皇太     

摩尼教“拂多誕”名辨

摩尼教"拂多誕"一詞,西方學界認爲音譯自胡語的教階稱謂。本文在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藉助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法,探討該詞產生的歷史真相,解讀該詞的意蘊。認爲其乃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認可摩尼教在華傳播的產物,原係其時朝廷爲覲見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號,而被摩尼教團作爲第二教階的漢文稱謂。     

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