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所出《老子道德經》及其相關寫本

本文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中比定出了二十二片《老子道德經》相關的寫本,加上之前所知的十九片,吐魯番出土的《老子道德經》相關寫本總共四十一片,分屬十四個不同的唐代抄本。這些抄本多是官方寫經,很可能同出一地,從中可以推知此類道經在唐代西州曾經十分流行,這豐富了我們對於西州道教的認識。     

旅順博物館藏唐户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

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LM20-1453-13-04文書是一件有關聽養、析户、爲户規定的法典殘文。本文從資料的比對出發,以令文的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嘗試給出令文復原案,考訂此殘片内容爲唐《開元三年令》户令的三條殘令文,並從寫本學的角度發軔,對照已知敦煌唐令寫本,對其書寫格式和寫本性質作出探討。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卷綴合三則

<正>《太公家教》是我國古代訓誡類蒙書之代表作,唐五代時期曾在我國西北的敦煌、吐魯番地區廣爲流傳。因此,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爲數不少的《太公家教》抄本留存。關於這些抄本,中外學者多有關注,發表了不少的成果。筆者也曾就敦煌本《太公家教》撰寫了《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片拾遺》1、《〈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片拾遺〉補》2二文。近日筆者在研閲《太公家教》過程中,陸續接觸到之前未曾見過的日本寧樂美術館、日本杏雨書屋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些殘本,發現此前的成果對於敦煌所     

唐代京畿鄉村小農家庭經濟生活考索

傳世文獻描述的唐代京畿地狹人稠,賦役繁重。本文借助介紹北方農業生產的《四時纂要》,輔以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構建起一户標準的小農家庭模型,設想在京畿區域内此家庭所能擁有的財產狀況,並討論五口之家的營生與生計,采用量化手段,對京畿的户均耕地占有量與畝產量進行估算,回應史書中對本區域"狹鄉"的定位。在此基礎上,對元和年間兩税法施行過程中本區小農户的年收入、支出進行微觀考察。定量研究發現,唐中後期京畿鄉村農民家庭的生活粗可自給,尚有盈餘;而與其他區域相比,近畿農户多適應城市需要,開展多種經營,與市場的關係密切,納税與市易中使用錢的比例較高。     

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     

京都大學所藏劉炫《孝經述議》殘卷考論

隋代經學家劉炫自創"述議"解經體,其所作諸經《述議》曾被孔穎達選作《毛詩正義》、《春秋左氏正義》的底本,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其書自晚唐五代亡佚後,中土學者即難睹其真顏,至20世紀中葉,乃有《孝經述議》殘卷重見於日本。本文以此殘卷爲中心,對劉炫創立"述議"體的原因、"述議"體的解經特點、劉炫的經學思想與解經風尚、《孝經述議》在中土的亡佚及其在日本的流傳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探討,並對《孝經述議》殘卷中大量引文的輯佚、校勘價值進行了初步的列舉。     

敦煌本《八陽經》殘卷綴合研究

《八陽經》爲托名唐代義淨或玄奘所譯的疑僞經,清代以前中國歷代藏經均未收載。經普查,現已整理刊佈的敦煌文獻中共存該經寫卷三百零一號,除首尾完整者八號外,其餘均爲殘卷或殘片,其中不乏本爲同一寫卷而被撕裂爲數號者。本文通過內容、行款、書風、書迹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將其中的六十六號綴合爲二十四組。     

《司馬芳殘碑》碑主司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司馬芳殘碑》涉及西晉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通行看法是司馬芳即文獻所記司馬懿之父司馬防。本文以《殘碑》碑陰題名中杜幾(畿)的職銜爲線索,考證杜畿早年履歷,推定司馬芳擔任京兆尹的時間在漢靈帝光和年間,而這與文獻記載的司馬防的生平履歷相矛盾。故本文贊成施蟄存先生卓見:《殘碑》碑主司馬芳與司馬防並非同一人。     

“貴尹”求義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中,有一段簡文引起了諸多學者的爭議。對於簡文的句讀和釋讀,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後有學者根據傳世文獻中"豎刁"自宫和"易牙"食子對舉的有關記載,提出這段簡文可能涉及"豎刁"自殘一事。本文搜羅各家之說,並贊成簡文内容與"豎刁"自宫有關的說法;在此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句讀和釋讀。本文運用上古音韻學的知識將"貴尹"讀為"■朘",即"去勢",亦即中國古代割去男子生殖器之宫刑。本文聯繫"貴尹"的訓釋,將郭店簡中的"■"字理解為戰國時期指青年男子生殖器的專用名詞,後被淘汰。     

《經火山》與“蒲昌館”

唐代邊塞詩人岑參的詩歌《經火山》中提到了火焰山邊的"蒲昌",前賢圍繞其中的"蒲昌"、"火山"的相對位置展開過討論,未有定讞。吐魯番出土行政文書中多次出現"蒲昌館"一詞,結合文獻材料和地理考察,可以推斷,岑參詩中的"蒲昌"所指的是"蒲昌館",也就是今天鄯善縣薩奴吐爾附近區域。同時可證"火山"確指"火焰山","赤亭口"則是"赤亭道口"之謂。     

星子縣出土宋槧《击壤集》《詩全集》新考

<正>1975年,在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横塘鄉和平村的一座宋墓中出土了兩部邵雍詩集:蔡弼重編《重刊邵堯夫擊壤集》七卷(以下簡稱《重刊擊壤集》)和《邵堯夫先生詩全集》九卷(以下簡稱《詩全集》)。~①兩書出土四十餘年以來,對其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近十篇,~②分别從編纂、版本、文獻價值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全宋詩》及郭或、王天寳校點的《伊川擊壤集》據之補輯了佚詩。筆者於2015年8月去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查閲海源閣舊藏宋刻本《伊川擊壤集》(以下簡稱俄藏本)~③時,曾携兩書影印本與之對校,發現《重刊擊壤集》與     

《文獻通考》引楊復《祭禮》考

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是目前已知惟一的楊復編纂《祭禮》文本,也是研究朱熹及其弟子禮學思想的重要材料。該書因年代久遠,有殘損缺頁之處,而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禮制部分基本抄録了楊氏《天神》、《地示》、《宗廟》、《百神》諸篇,可供考訂佚文之用。本文試圖據《文獻通考》對《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進行1佚的同時,總結歸納馬氏吸收楊書的體例,並對兩位學者編纂禮文的體例、思想試作比較。     

隋唐丁中制探源——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户籍文書切入

正史中首次明確記載的丁中制是西晉武帝平吴後＂户調之式＂的＂丁中老小＂劃分,而最爲完整的＂黄小中丁老＂之制,傳統認爲形成於隋朝。據傳世史書的記載,我們只能了解丁中制發展中的幾個關鍵點,而借助敦煌吐魯番新舊出土的户籍類文書,即可發現晉以降的丁中制在十六國、北朝等不同時段的發展脈絡。西晉制度向隋唐演進之主流,在北朝而不在南朝...     

元湖州路户籍製作探微

元代湖州路户籍文書製作的精細程度,超越了目前所見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出土同類文書,突破了舊有認識。本文通過考察文書重複葉、連續葉、二次符畫字迹等,發現這批户籍文書是由多次稿本及相關副本構成,存在着廣泛的遞進關係。其户籍製作,是在劃分地域、區别户計的基本原則下,按照每户成丁數量降序分組抄寫,並優化組内順序,最終目標是編製以丁分組、按口排序的户籍定本。湖州路户籍稿雖非定本,但與定本比較,只有人户順序之異,没有格式、内容之别。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述論

<正>宋代阮閱所編的《詩話總龜》,是一部出現較早且規模較大的分門彙編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②,保存了大量的佚詩、詩話、筆記與傳記等資料,"在詩話中薈萃最爲繁富"~③,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④。此書宋刻本已不存,然明初收入《永樂大典》之本,自是承宋刻而来,惜又隨《永樂大典》而佚,少有遺存。明刻本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宗室月窗道人刊刻的九十八卷本。此外,還存有兩種明代鈔本,皆爲一百卷,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莫棠題跋;另一藏南京圖書館,有丁丙識語,爲八千卷樓舊藏。兩明抄本抄手書法皆較爲拙劣。國家圖書館還有宋蘭揮"友竹軒"藏清抄本,抄手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