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学与《妈祖藏》

<正>近年来,妈祖文化研究呈现出逐渐由信仰考察到文化研究再到学科构建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即突破了以往侧重于祭祀、祈福等民间信仰和民俗民风的考察,更加注重横向与纵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模式,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妈祖学"的设想。2013年,由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组织编著的《妈祖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便是针对"妈祖学"这一新的学科构想的系统性阐述。该书首次明确了妈祖文化的范畴,即"妈祖文化是以妈祖信仰为主旨,以妈祖宫庙、祭祀、传说神话、文学艺术等为主要载体,衍生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发展而形成的一     

武汉的关公信仰遗迹

正关公信仰是指对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客观地说,关羽生前地位并不显赫,历史功绩没有高到成圣成神的地步。但在他死后,却逐步变身为官民普遍崇奉的神灵,他的影响之大、信仰范围之广、神格之高,超出了中国先民们此前此后所创造的所有人神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一绝。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探讨。而作为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其关公信仰遗迹既有物质文化遗存,也有民间故事传说这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视传统文化和"文化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从“原始信仰”思想解读草原石人

石人是一个存在于界范围内的原始艺术形式,石人的起源与原始信仰密不可分,成为其宗教信仰的基础。从原始信仰思想角度解读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石人的角色涵义及文化现象,可以揭示出石人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内涵演变和文化脉络。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关圣崇拜与关公文化

正关公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伴随着武圣崇拜,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而形成。一千多年来,"关圣崇拜"与"关公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越来越广泛,影响了东亚、东南亚数个国家的民间信仰体系,同时也是海外华人华侨最崇拜信奉的神圣之一,成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中独一无二的特殊信仰和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山西洪洞县民间信仰的复兴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文化、社会等分离不开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作为社会中、下阶层一种十分复杂的民俗性、宗教性信仰,它一直被视为"迷信"而受到抵制和批判;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它那丰富的文化资源又确有其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民间寺庙得以修复或重建,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对于民间信仰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也值得人们深入探索分析。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堪称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必须深刻反省长期以来"强烈排斥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倾向",以求厘清中国民间信仰概念;其次,理应着眼其"主流与本质",对中国民间信仰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最后,通过深思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可使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浅议石峁文化玉人头与眼睛崇拜

石峁文化玉人头为侧面剪影式人像,夸张的眼睛形象并非"一目",石峁文化并非《山海经》所载"一目国",而是与山东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人像造型相似,表明当时区域之间可能已经有上层文化交流。玉人头夸张的眼睛与双眼石雕是"眼睛崇拜"的真实反映,也是石峁文化多元信仰或"泛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良渚文化"一神教"的信仰有所不同。     

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试析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的鸡、马信仰——兼论“金马碧鸡”的起源

滇西高原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的鸡形饰杖首和铜马俑是该区域存在鸡、马信仰的物质反映,其中鸡信仰是滇西高原青铜文化中固有的传统,而马信仰则可能与盐源青铜文化有关。随着文化与族群间的交流和互动,新经济文化类型的产生,原本来源于不同区域的鸡、马信仰逐渐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衍生出了云南地区古老而著名的"金马碧鸡"传说。     

神灵信仰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以胶东半岛妈祖信仰为例

"神的标准化"一经问世就成为民间信仰研究中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但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发展实践表明,"神的标准化"有其局限性,不能适应于所有地区。因为神灵信仰势必要与传播地的文化相融合而实现本土化,而本土化是对标准化的消解,这就使得神灵信仰不能实现彻底的"标准化",而只能是一种"半标准化"。     

关于经典、红色经典与信仰的遐思

经典信仰是人类文化信仰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经典信仰文化建设,是构建和弘扬该社会信仰文化和信仰精神的有效途径,也是这个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主流价值的有效途径。     

近代以来“反宗教运动”的历史回顾及其反思

以"废庙兴学"和"破四旧"为例,回顾民间信仰经历的政治运动,分析背后的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因此,尽管是对"废庙兴学"和"破四旧"这一过程的分析,无形中把学者们对原生态文化的看法也作为客观分析的对象,从而揭示原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现实的复杂背景。     

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

洞庭湖水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就应运而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和信仰心理分别经历了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娱神到娱人、由神圣到世俗的嬗变。洞庭湖水神信仰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和不断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礼”与“事儿”:信仰体系与实践的存在机制探析——以鲁中洼子村为例

在鲁中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中,"礼"是人们建构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事儿"则是信仰实践的原因和动力。作为村落文化传统的"礼"与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在相互作用中,共同促使村落信仰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意义,二者的互动正是信仰得以常在常新的关键因素。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吉祥喜庆的灵芝纹砚

细细品读古砚上的图案花纹,就会发现这些砚雕纹样遵循着一个宗旨,即"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中国的吉祥信仰萌芽于原始社会,从那时起,寓意吉祥的符号一直附着于各种器物上,这种信仰洋溢着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赞美。如松鹤表示延年益寿,蝙蝠飞来寓意福到,喜鹊立在梅枝上表示喜上眉梢,梅花鹿寓意高官厚禄,等等。     

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

祥瑞,或称为"瑞应"、"嘉瑞"等,意为"吉祥福瑞"。祥瑞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及天地信仰的形成。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中,祥瑞不仅成为儒教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更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借助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祥瑞是对古代政治秩序的合理解释,由此产生了广泛地社会影响。     

元朝皇帝与星命、相术之关系新证

从星命和相术两方面探讨了蒙元统治者与被征服地域民俗信仰的关系。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采用一种"生辰占星术"为即位大典推算吉日,此外,元宪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亲自采用观察"行步"和"目睛"的相术来品评甄选人物。这些信仰形式,大都能在其时帝国疆域内的各种本地信仰中找到渊源。这些事实说明,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内本地"小传统"(通俗文化)的接纳,是既深入又微妙的;与汉化相比,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涵化"或许更适合描述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