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策划实施了战败＂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并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着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保留武装,伺机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但最终遭致彻底覆灭。     

活化山西历史档案的精品力作——读孔繁芝先生《残留》一书

正侵华日军战后"残留"是个重要的事件,它发生在我们山西省。日本战败后,军国主义势力通过与阎锡山"合谋",以"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保留武装部队,"残留"在中国大陆。日军"残留"后继续制造战祸,与阎锡山部队配合对解放军作战,在山西解放战争中被彻底消灭。这段历史是山西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中不应缺笔的内容,也关涉对历史人物阎锡山的评价。几年前就看到过《残留》一书作者孔     

澄田等战犯是如何逃脱惩罚的

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将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澄田睐四郎(陆军中将,东京人)列入战犯名单,并要求阎锡山将其送交南京受审.但在阎锡山的庇护下,以澄田为首的一伙战争罪犯都被留在山西捧之为上宾,给予礼遇.作为这伙战犯的办事机构,由日军第一军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原参谋长山冈道武(战犯,陆军少将,名古屋人)为首,还有野心勃勃、“残留”运动的策划者岩田清一(战犯,原第一军参谋,陆军少佐,京都人)等组成了“第一军世话部”(即第一军服务部).不久,第一军世话部根据南京日军联络总部的指示,改称为“太原日本联络班”,受南京总部的指挥.于是,这个专门为残留日军高级干部服务的班子,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日本战犯城野宏的忏悔录

城野宏,在日军占领太原期间,曾任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名义上是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应聘者,实质上是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政治要员和侵华日军总部安插在汪伪政府内的代理人。抗战胜利后,为继续控制山西,确保并利用山西的丰富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服务,他提出了日俘“残留”山西的理论,诱胁日俘和日侨万余人“残留”山西。这一谬论正好与阎锡山利用日俘维持其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故深得阎锡山重用,曾任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副、“合谋社”军事组长等多种要职。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文编译,和日侨也有往来。兹将所知当时上海日侨以及上海日侨组织“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种种情况写下来。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日本侵晋纪实》出版

张全盛、魏卞梅编著的《日本侵晋纪实》一书,于1992年1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二章,综述了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入侵山西,和通过成立伪政权奴役统治山西省的情况。书中述及:日军侵占山西的过程和侵晋日军的军特宪兵组织;山西伪政权机构和新民会组     

广州日俘日侨遣返问题研究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协调下,中日两国迅速着手遣返在华日俘及日侨.在华南地区,广东军政当局以日军第二十三军10余万官兵及少量日侨作为收容、遣返对象,并以广州为中心推进有关工作.其虽贯彻了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处置方针,在美日两方密切配合下逐一完成了接防、受降、缴械、收容、教育、征用、遣返、留用等任务,但在此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弊端.日俘及日侨对收容待遇并不满足,对战争罪行也无反省,对留用态度迅速转冷,可以说中方宽大的遣返政策并未产生相应效果.以广东一地观之,华南地区遣返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日方的配合与美方的监督无疑是重要因素,对广东军政当局自身擘画之功不可评价过高.     

侵华日军中之帅权、将权问题——以香月清司与寺内寿一的“大纠葛”为切入点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日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与"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发生系列"大纠葛"。香月清司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担任驻屯军司令官,策划侵占平津地区。他企图以此"贡献"出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统帅日军夺取全华北,但因日本军部以陆军中三大将之一的寺内寿一出任而未果。寺内寿一上任后,香月清司与他在如何侵占河北、如何夺取山西、如何进行徐州会战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香月清司企图沿着平汉线猛追猛打一直至黄河沿线,反对对山西作战。在对华北作战时,寺内寿一下令先侵占山西,规定香月清司的作战界线和作战任务;在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东的连接时,下令香月清司配合第2军作战。在这各自如何进行侵华战争的考虑下,香月清司指责寺内寿一不断以"直辖"名义划走第1军战斗序列上的部队,致使其消灭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这一系列"大纠葛",本质是如何夺取全华北的不同战略考虑,反映了侵华日军中将权与帅权的冲突。香月清司作为典型的法西斯悍将,并不服从寺内寿一的统帅。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     

1937—1945年日本对外经济掠夺的罪证——以浙博馆藏日本军票为例

日本军票是日本政府为进行对外战争而发行,由日军在所占领地区为征发军用物资而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代用货币。军票以日军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强行在被占领国和地区流通使用,成为日本推行对外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浙江省博物馆藏有日本于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发行的乙号、丙号、戊号三套军票的大部分,以及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发行的军票多张。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策划下，1937年12月22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9天后，傅厚岗慰安所已宣布开业。甚至有日本兵回忆，在占领南京前，汤山已有慰安所了。日军慰安所的类型有日军开设的安乐酒店、松下富贵楼等；日侨开设的浪花楼、吾妻楼等；以及伪政权开设的大华楼、黄泥岗、华月楼等慰安所。目前的研究结果可以确认，南...     

1932年青岛日侨一一二暴动研究

1932年1月12日,日本驻青岛居留民团,以青岛《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煽动并组织部分日侨进行暴动,相继捣毁青岛《民国日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当地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日侨暴动并非情绪失控所致,其真正目的,在于为日军出兵青岛寻找借口。由于暴动是日本居留民团单方面蓄意制造,而且青岛并非日军发动进攻的理想地点,最终暴动未能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此次偶发性的暴动,与随即发生的上海日僧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但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民政府,致使其警惕心降低。此次暴动间接的、但却有效的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随即被武装起来,为日军提供向导、搜查和警戒等战时辅助服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事打响之后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以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还惨遭杀害。日方的暴行,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领事团的压力下,日军陆续移交和释放了数百人,但仍有大量中国平民遭到扣押,这个不幸的群体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获释。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害他们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就成了所谓的"失踪人口"。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原因研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一段铁路后,开始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和沈阳城发起专攻,第七旅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必要的还击后,仓皇的退走,关东军血洗北大营后,攻占沈阳城,五日内,关东军占领满铁和安奉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辽宁除辽西外,其他重要城镇均被日军占领,1931年11月份,日军调兵南下,向辽西辽南一带进攻,由于日军不断侵略,抗日义勇军也在各地不断兴起,与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相比,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较早,斗争持续时间长。     

日本战领汉口前后外侨的状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汉口有一个日本居留民团.该民团是日本外务省和当地日本总领事馆认可的当地日侨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但由于日本的侵华,导致汉口的反日活动,汉口的日本居留民团的日子很不好过.汉口被日占后,居留民团的人数成倍增多,这自然是随着日军的侵略而发展的.     

“伪满”时期关东军在东宁的驻兵及对苏战略浅析(1933.1—1945.8)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宁。作为伪满洲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关东军在东宁及下辖乡镇大量驻兵,在国境地带修筑大型防御工事。东宁日军侵华要塞阵地群——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日军自誉为"东方马其诺"。在东宁的战略部署上,关东军给予高度重视,其意图在于巩固国境的军事防御、加强边境前沿地区的进攻力量,做好对苏作战的充分准备。1941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大量抽调在"满"兵力,关东军在东宁的兵力锐减,防御工事形同虚设。关东军对苏决战的彻底溃败中东宁成为了"最后的战场"。     

占恒山为王的土匪王天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疯狂的日本侵略军,沿平绥线于9月间侵占了山西雁北地区.阎锡山的晋绥军纷纷溃退回恒山管涔山内长城之线.凭险抵抗紧追的日军,各县政权随之土崩瓦解.原在阳高、天镇县设防的第61军,因在最前线的盘山阵地被敌突破,再未抵抗,以致兵败如山倒,丢枪弃弹溃军四散.     

抗战时期阳城的红色兵站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