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华北地区的蝗灾防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蝗灾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危害。文章分析了蝗灾防治的措施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以期对当前农业灾害的防治与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兴修农田水利及有关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

浙江省人委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各专署、市、县人委、省水利、农业、林业厅发出了"关于兴修农田水利及有关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通知中说,解放后,特别自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以来,大量的珍贵文物得到发现和保存,但是有些地区也发生了破坏文物的严重情况,例如1956年黄岩秀岭水库工程中发现汉和六朝墓30余座,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中央发出积肥和兴修水利的大运动指示后,各地兴修水库、挖池塘、开河渠等工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清代行唐县赈济措施初探

清朝时期,行唐地区旱涝、冰雹、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清政府通过实行查灾、赈灾、赈济、赈借、平粜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行唐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 ,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 ,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 ,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 ,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 ,成为我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 2 0世纪后 ,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 ,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     

回顾与展望: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新颖的视角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但这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以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在梳理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几点看法,并就蝗灾史研究中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等方面做出展望。     

展览室的功劳

在山东掖县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农业技术展览室。走进展览室,冲门是几排摆得整整齐齐的玻璃匣。匣里放的是害虫标本,有卵、蛹、幼虫和成虫。每个匣上都贴着说明,上边写着害虫的名称、     

蝗虫 蝗虫

在古代中国,蝗灾与水灾、旱灾并列为三大天灾。蝗灾虽然不直接要人的命,但相比于水、旱灾害,蝗灾给农民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苦难,相继而来的一系列变乱甚至暴动,对社会的稳定更造成深远而隐蔽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生产互助与国家扶助措施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是国家发展农业和改造农村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各地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无法正常开展。传统社会中的劳动互助变工成为土地改革后解决农村生产困难的主要方式。为进一步在农业生产中开展变工互助,国家向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并采取了为互助组优先提供国家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农用药械等生产扶助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改良了传统农业,解决了农业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而且促进了新型农业互助组织的发展,成为构建农村新社会的重要途径。     

农历壬辰年 立春

每年2月4日或5日太阳到达黄经315°时为立春,今年立春为2月4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节,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古代"四立",指春、夏、秋、冬四季开始,其农业意义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概括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的全过程。"立"是"开始"的意思,自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     

三年困难时期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

本文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对明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流域中游地区最近500年来的蝗灾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地域的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没有所谓的周期性或韵律性现象。首先在时序上,存在几个蝗灾相对多发期和少发期相间的情况。其次在空间方面,大规模的蝗灾较为稀少,而以局部地区规模的灾害为多;中游下段地区的蝗灾次数多于其上段地区的灾次。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秩序与生产:新区土改中的政策表达

随着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发展生产力和工业化成为战略目标,由此新区土改的重心体现了从"翻身"到"秩序"和"生产"的转向。针对新区农村地权分配和阶级划分的复杂情况,党和政府对于相关政策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作出了周密的规定和详细的阐释,各地政府还根据中央的法令对土改政策作了灵活的、符合实际的调整,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蝗灾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1949～1956年,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对防治蝗灾高度重视,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推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改造蝗区生态环境,使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防治蝗灾是党和政府治理社会积患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拥护,而且受到了国际关注,促进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岳池县乡村旅游规划设计

根据岳池县乡村旅游发展的现有条件,经过资源的分析与梳理,提出规划的必要性。充分挖掘当地农业特色,因地制宜,以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为参考,进行产业融合。此外,深度挖掘农家文化、曲艺文化内涵,通过科学规划,整体设计,努力做到"本地化"和"差异化"实现最大经济效益,最后在现有布局上规划形成"237格局",即"两廊三区七组团"。最终促使岳池县形成"农业+旅游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     

故宫博物院藏一版甲骨缀合浅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收录作者在整理故宫博物院藏甲骨过程中新近发现的一版缀合:从形态看,是左前甲;从卜辞内容看,涉及农业和祭祀。该版缀合为研究商代蝗灾提供了一条基本完整的资料。     

飞来横祸

1955年,遮天蔽日的蝗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外的一块田地降临。这样的蝗群通常在雨水充足的年份,条件最适宜快速传宗接代时出现,但蝗虫也能长途飞行,所以即便是大早地区也可能被这些饥饿的害虫席卷。去年澳大利亚的蝗灾尤其猖獗,居住在受灾区域内的民众则倍受其苦。在维多利亚州,乘车的人都收到了蝗群预警。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上)

新中国镇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对于镇反运动开展的时机和力度掌握更是几经反复,从"不要四面出击"到"大张旗鼓",再到直接给各地下指标、定任务,其中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各地的镇反从最初的"宽大无边"又如何演变成了"扩大化",并因此带来何等后果,对新中国的政治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且看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大胆突破研究禁区,从大量未公开档案中深入挖掘史实,为您解读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近代中国第一位经济昆虫学家张巨伯

张巨伯(1892-1951)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家,农业教育家。中国最早的农业昆虫学教授之一,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现代农业昆虫专业人才,为发展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昆虫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用实验的方法在田间研究农业害虫问题,为我国应用昆虫学奠定了基础。参与组织我国早期害虫防治专业行政机构,对推动害虫防治技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我国昆虫学术团体的创始人,近代中国第一位经济昆虫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