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曲坪头遗址看晋西北史前建筑技术的承袭发展

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窑洞式建筑在窑跨、门洞处理、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承袭发展。通过对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最后对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后期房址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提高;碳十四测年显示:前期房址距今3835±25年,后期房址距今3535~3715年。     

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白水县下河遗址进行了发掘,主要收获为三座大型房址。三座房址均为五边形,有内、外两层墙体,使用料礓石烧制的白灰铺设地面。房址内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石器、骨器和蚌器。这三座房址的发掘,对研究仰韶时期的建筑技术以及该遗址的聚落、经济等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

许顺湛同志在《文物》一九六○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后,一九六二年又在《考古》第五期上发表了《‘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两文的一致论点,都是认为“仰韶”时期的人们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我国原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不揣冒昧,就有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校《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

校《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素勤《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一文为辛怡华所写（以下简称辛文）,刊于《考古》１９９１年５期。全文分五部分,即：一、探讨史前时期人口自然结构的途径与方法;二、元君庙仰韶墓地概况;三、元君庙仰韶墓地...     

案板遗址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发掘——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第六次发掘纪要

坐落在陕西省扶风县城之南,(氵韦)河与美阳河交汇处黄土台塬上的案板遗址,自1984年至1991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在1991年的第五次发掘中,曾有仰韶时期大型房屋墙基显露,为了全面揭露这座大型房址,1993年5～7月,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开5×5米探方19个,后又扩方,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共清理案板一期灰坑10座;案板二期灰坑8座、房址2座;周代灰坑10座、小型墓葬26座;汉代单室砖墓1座。其中重要的收获之一是清理了一座较为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文化陶窑发掘简报

周家嘴头遗址位于宁夏南部隆德县神林乡双村。2017年至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清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包含仰韶早、中、晚期及龙山晚期四个阶段,其中大规模史前陶窑的发现尤为重要,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制陶业显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对我们研究史前陶器专业化的生产及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2017年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周家嘴头遗址是渝河流域一处仰韶文化至汉时期的重要遗址,清理出仰韶文化时期大量的房址和窑址,是一处具有专业烧制陶器性质的居址。其中出土的遗物和大地湾四期相近,属于仰韶晚期文化;但也有双耳罐、葫芦形器等较为独特的器物。为研究仰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     

山西离石德岗遗址仰韶中期房址

为配合祁离高速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当地文物部门于2019年对离石德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多座较为完整的仰韶中期房址,几座结构完整者均呈五边形,出土一批组合丰富的生活生产用器,展现了晋南仰韶中期文化强势北渐的宏观态势,也为进一步了解吕梁山区该阶段家户结构及其聚落形态提供了典型案例。     

创建公共考古学的新园地——《南方文物》“公共考古”专栏开栏语

<正>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和李济发掘西阴遗址之前,一批文化先驱就已经在向中国社会公众传播西方考古学并产生一定的文化影响了。如1900年章太炎作《中国通史略例》,就提到了欧洲"洪积石层"的史前考古发现,"足以补旧史所不逮"。梁启超也在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中提到了考古一词和汤姆森"三期说"等(1)。换言之,如果将这样的做法看成是公众考古,或者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中国公众考古的肇始期,也许有人     

卷首语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是1921年的仰韶发掘和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尤其是仰韶村的发掘,不仅命名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时代,因为其开创性,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本期"聚焦"为仰韶和她的时代专题,试图从多个视角,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这个著名的史前文化。     

河曲坪头遗址F1的试复原

坪头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其北高南低,背风向阳,东倚山丘,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南北为流水冲沟（图一）。为了配合准朔铁路（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山西朔州）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河曲县博物馆于2009年冬和2010年春夏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前后两次发掘出龙山时期白灰面房址5座,陶窑4座,墓葬1座,灰坑数个及大量陶、石、骨器^[1]。该遗址的发掘对晋西北地区龙山时期文化序列及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鉴于资料的珍贵性,山西省博物院对该遗址保存较好的F1进行了搬迁。     

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期再探

关中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其中仰韶晚期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出土材料丰富,处于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关键期。通过梳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典型遗存,并结合最新发现的泾阳蒋刘遗址出土材料,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为“蒋刘期”“半坡四期”“泉护二期”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前后相继,关系密切,代表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中、晚三个时段。     

文博报刊信息库

人文考古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 社会意义考察　　 钱耀鹏在龙山时代以前,防御设施包括史前城址的发生发展似乎主要体现着史前战争的加剧,而龙山时代城址形态的发展演变似乎更多地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些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以城垣设施为显著特征,在环壕聚落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史前遗址,可能也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即龙山时代以前的城堡阶段和龙山时代以来的城乡分化阶段,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摘自《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地层学…     

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

四、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分期确定考古遗址和遗物的年代,是考古学的关键问题。安特生从发现仰韶遗址起,就一直试图解决仰韶遗存的年代问题。他正确地确立仰韶遗存为中国人的史前文化(见下节),并且还对绝对年代进行了考订。但是由于他的发掘方法上的问题(见下节),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搅到了一起,因此在年代上造成了不少混乱。龙山文化的发现,尤其是后岗三叠压层的发掘为认识这种混乱提供了依据,后来尹达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把龙山文化的遗物从所谓的仰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相当程     

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营造仪式

一、史前建筑仪式上古时代人们在营建住房的前后过程之中,往往要进行一些仪式,这些仪式是人们固有信仰观念与居住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最古老最流行的就是奠基仪式。那时的奠基仪式。是在建房之前,在将作居住面的地下或基址下,或者在房柱的基洞下埋置人畜物品之类,预先祭奠一番。它似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期间。甘肃东乡林家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一座东西向吕字形半地穴式住宅(F16),在朝东的主室门道内南侧,埋有一个大口陶罐。西安半坡聚落遗址一座具有“前堂后室”内部空间格局的大房子(F1),面积有160平方米,房址西部居住面下埋着一个带盖粗陶罐,南壁下埋一个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仰韶的源流

仰韶源于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中析出的"北首岭文化",它们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前身,即河北易县北福地甲组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影响,生成尖底瓶,并参与到了彩陶盆、钵、夹砂罐等器物组合中来,从而演进成半坡文化,从此,尖底瓶、彩陶盆、彩陶钵、夹砂罐等基本贯彻了仰韶的始终。由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北首岭文化过去一直被视为半坡文化早期;接着出现盛极一时的山西夏县西阴文化,这时的仰韶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之后进入仰韶晚期,仰韶晚期可分陕西西安半坡四期文化、华县泉护二期文化两个阶段。由西阴文化发展而来的(陕西)泉护二期、(山西)白燕一期、(内蒙     

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奠基习俗

从仰韶时代中晚期开始,出于土地崇拜的观念,为建筑建造举行奠基祭祀成为黄河流域一种较为普遍的习俗。龙山文化时期,建筑奠基习俗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展,但黄河中游的郑洛平原一直是分布中心。仰韶晚期以降,随着史前城址的涌现,黄河流域出现了位于城墙夯土中的奠基遗存,这标志着奠基习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志材料,可以看出,部分位于城墙夯土中、房屋墙体下或居住面下等特殊位置的瓮棺,当不是一般的墓葬,而很可能是奠基仪式或祭祀的产物,其目的无非是借牺牲来慰解鬼神,以求建筑的稳固。     

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

为了配合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清整工作,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渤海研究室,及牡丹江市文管站,宁安县文管所的部分同志,于1981年7月至1984年11月,对城内的午门台基及门墩,一号殿台基及两侧慢道,东西长廊,宫城南墙上的2、3、4号门址及部分城墙,水沟等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发掘3号门址时发现了该房址。房址位于宫城南墙西侧3号门址西门墩的西北角,编号为F1(图一)。F1在T1内,其堆积较单纯,以T1西壁为例:第一层,表土层,黑褐色,厚0.15～0.2米;第二层,黄褐色,厚0.2～0.4米,此层内出有大量白灰和木炭块,遗物也较多,F1开口于此层下;笫三层,黄砂土,厚0.1米;以下为生土。     

“白灰面”究竟是用什麼做成的

‘文參’本年第四期刊载了陳明達先生解答程欣人同志提出的‘我国什么時候開始使用石灰?’的問題中寫道‘……在河南等处彩陶遺址洞穴中,牆面就有白灰粉飾,但还不能斷定是用的什么灰。……’对这個問題,我想我把試驗的結果写出來,供大家研究參考。最近在河南鄭州的龍山期袋形灰坑中和一些商代建築遺址中確实是發現了‘白灰面’,有的是塗在牆壁上的,有的是塗在地面上的,同時还發現一些破裂了的陶器—大口尊等是用白灰粘補起來的。白灰面的厚度一般約為0.01公分—一公分,呈乳白色,極為堅硬。起初在清理二里崗遺址中發現了‘白灰面’時,‘白灰面’究竟是用什麼做成的?其作用如何?这問題便引起了我的注意,並開始考慮着它。後來曾与幾位同志談到,大家一致認為‘白灰面’不同於現在的石灰,它僅含有石灰質;在遺址附近一帶的地方也没有發現过可以供燒石灰的石头。若說这白灰在龍山期或商代早期的人是从很遠的地方去取來的,則根據遺址中其它現象的發現,我們感到这樣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再从当時用白灰修補日常用的     

陕西两处仰韶时期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及其对比

兴乐坊与下河遗址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且都包含仰韶中期的遗存。浮选分析表明,仰韶中期,粟作农业在两遗址均占主导地位,兴乐坊遗址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上还发展了水稻种植,形成稻粟皆有的特点。此外,两遗址在仰韶中期灰坑植物遗存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采样的偶然性,或受下河遗址有特殊功能的大房址的影响。仰韶中期两遗址迥异的地理环境可能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