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

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道經殘片,基本都是抄寫於唐代西州時期。通過對德國及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數件重要道經進行考論,證實了唐代西州道經三洞經典存續完整,又據旅順博物館藏LM20-1460-37-14《太玄真一本際經》殘片的卷題,認定其爲五卷本系統,並進一步推論至遲到唐太宗貞觀末年,唐代西州已有道教傳播與道經傳抄。此外,根據目前整個吐魯番出土道經的狀況,比較了敦煌道經、吐魯番道經及《南竺觀記》所載經目的差異,對唐代西州道經的流佈情況與"開元道藏"的關係再作檢討。     

河上公名義解

<正>老子五千言,現通稱《老子》、《道德經》,古代有種種别稱,也有種種老學門派,自有傳本,當中的河上公系統爲一大門派。《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注》等都是該系統的著作,與此相聯的是傳授、注解者:河上丈人(《史記·樂毅傳贊》,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先生、河上公、河上真人。有關記述頭緒實繁,論者頗多,而河上一名的由來,似未有學者專     

敦煌本《八陽經》殘卷綴合研究

《八陽經》爲托名唐代義淨或玄奘所譯的疑僞經,清代以前中國歷代藏經均未收載。經普查,現已整理刊佈的敦煌文獻中共存該經寫卷三百零一號,除首尾完整者八號外,其餘均爲殘卷或殘片,其中不乏本爲同一寫卷而被撕裂爲數號者。本文通過內容、行款、書風、書迹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將其中的六十六號綴合爲二十四組。     

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卷綴合三則

<正>《太公家教》是我國古代訓誡類蒙書之代表作,唐五代時期曾在我國西北的敦煌、吐魯番地區廣爲流傳。因此,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爲數不少的《太公家教》抄本留存。關於這些抄本,中外學者多有關注,發表了不少的成果。筆者也曾就敦煌本《太公家教》撰寫了《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片拾遺》1、《〈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片拾遺〉補》2二文。近日筆者在研閲《太公家教》過程中,陸續接觸到之前未曾見過的日本寧樂美術館、日本杏雨書屋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些殘本,發現此前的成果對於敦煌所     

古靈寶經“未出一卷”研究

敦煌寫本P.2861.2+P.2256所載的一份古靈寶經目録對六朝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大淵忍爾等學者對此卷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也遺留一些基本而關鍵的問題没有解決。本文就以往學者未能解決的元始舊經"已出"和"未出"卷比例從21∶15變成22∶14的情況展開討論,認爲這一卷之差是指"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中後出的一卷本《大戒經》。這不僅可以在敦煌原卷中找到内證,還可通過比較一卷本的《大戒經》與先出的二卷本《罪根品》的戒律思想得到進一步印證。     

《老子》“大器晚成”即“大器无成”说补证

作者依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汉严遵《老子指归》本、湖北荆门战国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定《老子》第四十一章“大器晚成”即“大器无成”,并论述了由“无”误为“晚”的原因。     

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

本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多次出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残卷,同时也出土了东晋时期的《三国志》残卷。据我所知的有《佛说楞严三昧经》残卷,元康元年(291—299)的《诸佛要集经》。还有《放光般若经》、《妙法莲花经》以及侠名经等。大谷探险队早年拿去的写经一部分现在旅顺博物馆收藏。出土的晋人抄本《三国志》已流入日本。特别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于高昌古墓多次的发掘,出土了数以几千件、包括晋至唐代大量的文书、写经等残件,更是极其难得的宝贵材料。至于《新疆访古录》一书中所列的抄本写经,原件现已不知流散何处。这些写经对于研究佛     

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

隋末思想家王通兩部主要著作《中説》與《續六經》,一存一佚。本文通過分析王通的文化背景與家世淵源以及《中説》中有關《續六經》,特別是《續六經》中《元經》的材料,對《續六經》的指導思想問題提出己見。認爲,王通《元經》乃至整個《續六經》的指導思想主要源自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其基本精神與"南學"一脈相承,其目的主要是肯定北朝的正統地位。最後,對王通與宋學的淵源關係有所揭示。     

旅順博物館藏唐户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

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LM20-1453-13-04文書是一件有關聽養、析户、爲户規定的法典殘文。本文從資料的比對出發,以令文的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嘗試給出令文復原案,考訂此殘片内容爲唐《開元三年令》户令的三條殘令文,並從寫本學的角度發軔,對照已知敦煌唐令寫本,對其書寫格式和寫本性質作出探討。     

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终于在199年5月出版了.其中竹简本《老子》(下简称"竹简本"或"简本"),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手迹最真、最为原始的《老子》,与帛书《老子》(下简称"帛本")、今本《老子》比,它有很大不同.     

王弼本《老子》绝非权威本——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的典型案例

王弼本《老子》在中国学术史上发挥的作用不小,但帛书《老子》出土,人们发现王本《老子》讹误不少;后来楚简《老子》出土,人们又发现传抄至秦汉时的帛书《老子》,也已经有不少讹误了.     

郭店简《老子》“埶大象”解为“权势威力盛大的样子”不可取

正郭店竹简本《老子》是目前所见《老子》最古的抄本。从内容看,简本《老子》虽然字数不多,但与传世本比较有不少差异,这带来重新认识老子思想的新机遇,不少学者据此提出早期老子思想与传世本不太一样的新认识,连带用字问题也有不少新说法。这里对尹振环教授提出"埶大象"即"势大象"问题做些讨论,希望同人给予指正。尹振环著有《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一书,初步提出简本"埶大象"即"势大象",意为控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孟子》升經考——並論兩宋正經與兼經制度

本文從政治史、科舉制度史的角度討論《孟子》在兩宋的地位變化,即《孟子》由子部升經的問題。特别關注熙寧四年變法以後的歷次政治變革中《孟子》地位的升降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並進而梳理兩宋科舉正經、兼經制度的演變,對南宋紹興六年始實行的以"六經"爲正經、以《論語》、《孟子》等爲兼經的制度作了考證。本文認爲《孟子》上升爲兼經影響到其他諸經的沉浮,而經學結構的調整與變化,自漢武帝以來至兩宋,總是與政治、改革相關聯的。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中的《老子》甲本,在《老子》本文后面,附录了一些久已亡佚的古代文献。其中有《伊尹·九主》一篇,是战国时期具有鲜明法家思想倾向的著作,弥足珍贵。《伊尹·九主》的发现,为进一步认识战国以至西汉初年的儒法斗争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释文及简注帛书《老子》甲本的附录,与本文字体     

新出《唐曹懷直墓誌》所見安史之亂前後粟特武人動向研究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之《唐曹懷直墓誌》,爲新近出土的唐代禁軍粟特武將墓誌,詳細記載了曹懷直的先世源流,自曾祖以下的家族世系,曹懷直本人於安史之亂前後在禁軍、隴右軍中的仕宦經歷。該墓誌爲研究唐代宮廷宿衛系統中,粟特武人世家之仕履升沉、政治立場及其與唐皇室之間的政治隸屬關係,提供了重要文物資料;也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朝野上下極端憎惡粟特胡人的社會環境下,忠於唐皇室的粟特武人,其族屬意識的變化。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孝經》兩種西夏文譯本的比較研究

出土西夏文獻中,發現三種《孝經》類文獻材料,分屬於吕惠卿《孝經傳》與唐玄宗《孝經注》兩種不同文獻。兩種材料中《孝經》經文差别很大,本文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明確其出自不同譯者之手,爲不同的兩種西夏譯本。本文並對此前未解讀的俄藏十二章經文與英藏本同存世、漢文本作對勘解讀。《孝經》多種書題的翻譯以及兩種不同譯本的存在,表明儒家經典《孝經》在西夏時期流傳甚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