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高一志《修身西学》底本考论

<正>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传教士为核心的中欧文化交流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引入了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西方知识系统。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其中自然科学的内容,而对人文学科特别是伦理学部分的研究较少。事实上明末清初传教士撰写了不少有关天主教伦理学的著作,这不仅因为伦理学是天主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由于有关伦理道德的探讨更易引起中国士人的共鸣。这些著作包括利玛窦所撰劝人修道养德的灵修作品《二十五言》与《畸人十篇》,庞迪我所撰引导人戒除"罪宗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献——对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Borg.cin.503的初步研究

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文献收藏地,收藏了一批珍贵的中国天主教文献。本文仅对该馆所收藏的重要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稿抄本Borg.cin.503,即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所撰述的中西文文献作出研究:介绍了黎玉范其人其事,黎玉范对中国祭祖、祭孔礼仪问题研究著作《圣教孝亲解》及原文转写,汉语-西班牙语双语词典和学习汉语会话的《拜客问答》等,并且探究文献撰写背景、内容及其价值。梵蒂冈收藏的珍贵稿抄本天主教文献,对中国明清史、中国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满文版《天神会课》考

<正>自十六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的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为了吸引中国人入教,他们针对不同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的民众撰写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籍。长期在江南地区传教的潘国光为中国的少年儿童编纂了一部问答体教理书,命名为《天神会课》。该书出版后被翻译成满文。该译本质量上乘,尤其是译者对神学词汇的处理颇具匠心,是研究清初满文天主教文献的范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正>"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     

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

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计翔翔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Ｔｒｉｇａｕｌｔ,１５７７－１６２８）明末两度来华,在基督教赴华传教史及中西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来华后不久,即受中国传教区特遣,返欧洲汇报在华教务。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习俗以及儒家文...     

英国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神学教义革命

英国"王权至尊"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神学教义变革的政治性解决方案。教职会议或主教在"至尊的王权"邀请下,以普通法的方式参与了对神学教义的定义。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政治环境,为神学教义革命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爱德华六世时代产生的《公共祈祷书》与《四十二信条》,将英国国教会神学教义改革演绎成了一场革命。经历玛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革命性举措,使英国教会在神学教义与礼拜仪式方面兼具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特点。     

数学史料与中国古代社会——访法国汉学家林力娜教授

法国汉学家林力娜(Karine Chemla)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数学史专家,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数学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林力娜教授1981年来华研习中国数学史,随后与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的专家精诚合作,历时20余年,于2004年出版了《九章算术》中法文汇校版,为推动西方学术界了解认识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做出了突出贡献。本刊特邀请林力娜教授从数学文献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数学文献与律令关系等方面,对传世文献《九章算术》与近出简牍《算数书》等进行解读。     

明末奉教天文学家邬明著事迹鈎沉

部明着是徐光启所组建之历局中的骨干成员,对修成《崇祯历书》发挥了重要作用。领洗入教後,信仰虔诚,并将天主教传入其家乡武昌,促成湖广开教。然因相关文献甚少,致其事迹不显。本文通过现存中文及葡萄牙文文献,勾勒鄢明着修历与奉教事迹,进而凸显历局成员所构成的天主教人脉网络及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作用。     

建国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综述

<正>由于在掌握语言、史料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史的研究基本都呈现出通史研究的倾向。最早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已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     

梵蒂冈图书馆藏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研究

本文以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首次披露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些珍贵文献。文章既分析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本土所刻的西学汉籍在越南的传播,也分析了传教士在越南刻印的西学汉籍刻本。从而从文献的角度深化了西学汉籍在东亚文化圈传播的认识,揭示了从晚明后东亚西学接受的相互关联,突破了以往对西学在东亚传播局限于国别的研究方式。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李约瑟与中央研究院

抗战后期,李约瑟来华援助战时中国科学,被中央研究院授予通信研究员。他考察该院各研究所,与傅斯年等学者有着广泛交往,在为中央研究院提供科学器材和文献、发表学术论文和加强与英国学术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研究院学者则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英国学者来华研究提供帮助。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15～16世纪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

从15世纪上半叶开始,以波焦、曼内蒂和皮科为代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古典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学习希伯来语,研究《希伯来圣经》,并利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的方法阐释基督教教义和人的尊严,开启了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序幕。随着人文主义思潮越过阿尔卑斯山北传,基督教希伯来学的重心也由意大利转移到欧洲北部。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后,一方面,新教学者利用希伯来学抨击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和构建新教神学理论;另一方面,天主教也利用希伯来学作为内在革新和外在排除异己的工具,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基督教希伯来学最终在16世纪发展成为西欧备受瞩目的学术运动。     

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

1687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由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五位被赐予"皇家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这五位神父分别是:洪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月令》是《礼记》第六篇,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是一篇中国古代农业研究史上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从而影响了它的价值。通过考查,《月令》当成篇于战国末期。     

雍乾时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

教民信教有着多种原因及民间社会的因素。信仰缘由,一为深入了解教义,力图认识世界和人生奥秘,二系一般性地获知天主教对个人今生来世的影响,三是入教治病去灾,四是穷人为得到些许经济实惠,五为信仰成本低,六是神职人员传教士人品具有吸引力,这六个方面的一个或两个因素,就会使人产生对天主的崇拜,步入教门,然以第二种原因为多。中国民间社会恰有为天主教传播利用的条件,如家族意识和父家长制,人们的从众心态,佛道早已传播的地狱观念,都是促成教民信仰天主教的社会因素。信徒由于对教义的了解和人生的寄托,宗教生活的习惯,对教会的依附心理,形成深厚的宗教情结,相当执著,以致宁死不改变信仰,对官方禁教采取面革心非态度,甚而接引西洋传教士。由此可知,政治强力的禁教,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改变、消除教徒从教的那些社会因素,才可能消解教民的宗教情怀,而这是清朝政府万难做到的,是以天主教传教活动和民间信教不会消失。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统计 ,中西文献均有记录 ,但所录数据歧异甚大 ,令人莫衷一是 ,很多研究者对于各种数据亦未加考辨 ,即取其中一数为其论述之根据 ,固所得结论不可信。因此 ,如不将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据考订确实 ,对于整个天主教在清朝前期的发展是无法讲清楚的。据目前所见资料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教堂教友统计数者有四种文献 :一是由方豪先生收藏的《辩学》手抄本 ,之后附《各处堂志》 ,录全国各地教堂 3 5处 ,无教友数 ① 。据方豪言 ,该抄本言康熙时期 ,而我判断应是顺治末之情形 ;二是杨光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