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薛應旂罷黜王畿以取媚夏言説再辨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輔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輔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識界大致可分爲"讀書人"和"學人"兩類人。所謂的漢宋之爭不僅是少數專業"學人"探討的高深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大量一般"讀書人"廣泛參與的熱門話題。大量"讀書人"的不斷捲入又使得漢宋的爭辯成了一時流行的風氣@些"讀書人"往往是通過科舉考試來接觸與表現他們的"漢學"與"宋學"。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科舉經歷,漸致他們對"漢學"或"宋學"形成各種不同的態度,既而捲入漢宋的爭論中,在不自覺間即成爲這股爭論風氣的推動者@一層面的漢宋之爭大體上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同儒學内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無太大的關係,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關注。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使文化更好的為生產服務——東北新華書店各地分店背書下鄉去建立圖書室

東北新華書店各地分店,爲了使文化能更好的爲經濟建設服務,近來曾在各地召開座談會,徵求廣大讀者意見,以便改進工作。遼東新華書店,於二月十三日在中蘇友協會議室,召集各工廠、機關、學校三十餘單位的代表四十餘人開座談會。會上接受了大家所提的意見,為了密切與讀者聯系,將     

被忽視的義理——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及其反響

本文利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之英譯本及西方學界的相關書評,主要揭示譯者富路德對原著的改造,並勾勒此書在美國漢學界所引起的爭議。富路德不厭其煩地爲原著添加大量注釋以幫助西方讀者閲讀,卻删去了頗含義理意味的陳寅恪序。陳垣在《華化考》中展示出的史料蒐集功夫受到了評論者們的一致認可,但他的時代關懷卻不太能受到西方學者的理解與認同。尤其在美國,牟復禮與拉鐵摩爾等學者對此書批評尤多。美國學者對義理的忽視,不僅在於陳垣微言大義的筆法有些曲折,還在於他們與作者之間所存在的情感隔閡。     

新見九十六篇歐陽脩散佚書簡輯存稿

本文旨在公開筆者於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南宋本歐陽脩全集中所發現的九十六篇散佚書簡文。因考慮到文章篇幅,對於散佚書簡文本以外的論證部分力求簡要。有關天理圖書館所藏歐陽脩全集之版本等一些問題,筆者在2011年九州大學舉辦的日本中國學會宣讀的論文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考證(本文之論證部分僅爲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對於保存了這九十六篇佚文的天理本歐陽脩全集之成書原委及與其他宋本歐陽脩全集之間的關係,筆者亦將在今後撰寫專文,予以詳考。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一本書的故事與傳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新編對相四言》影印本序

<正>近三四十年來,國内學界對傳統蒙學的興趣方興未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的《新編對相四言》(以下簡稱《新編》)也因此引起了有關學者的注意。過去的幾年間,更有來自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向哥大的東亞圖書館查詢有關該書的信息。有鑒於此,哥大東亞圖書館决定將它影印出版,以饗讀者。承蒙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以及程健館長和唐曉雲社長的共同努力,這本小書現在終於呈現在讀者面前了。~①     

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魏書》“穢史”問題新證

本文首先論述兩個問題:一,《魏書》有"穢史"之惡名,原以其"好抵陰私"之故,與敍事是否屬實並無關係。"穢史"與"曲筆"發生聯繫,是一個歷史層累的結果。二,《魏書》中出於政治目的,對北魏孝莊帝及其支持者進行了系統的醜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彭韋伊霍"此類措辭背後的政治意圖。重新審視全書,就會發現雖然劉知幾等人對魏收的指責有過苛之處,然而書中出於個人原因歪曲事實的情況確實存在,《北齊書》對魏收"意存實錄"的評價絕非公論。     

“文史之學”的現代迥響——《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讀後

<正>一陸胤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來,已引起一些關注與討論。①尤被人稱道的是書中呈現的溝通文史的努力與成績。楊國强先生序其書,謂由文字"受到打動的"是著者"出自中國文學專業而沉潛於晚清史事,並在後生一輩裏少見地能够進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自立軍起義的一份原始材料——丘菽園家藏康有爲等信件評析

1900年由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分野前的一件大事。由於史料零星、檔卷鮮見,以致有些問題難於判斷。丘菽園是捐款資助自立軍最多的新加坡華僑,他的後人至今保存了自立軍起義前後的一些原始材料,以之與自立軍有關的日本所藏《井上雅二日記》校讀,不但可以糾正晚近史書的記載有誤,而且對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中山、康有爲關係等提供了新的素材。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