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博物馆传播与社交网络“意见领袖”——以微博为例

社交网络是新时期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其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利用,也成为很多博物馆实现信息传播的重要选择。社交网络中,有一些知名用户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关注时事,引导舆论,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很好地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同样也成为了博物馆应该加以重视和借鉴的优势传播资源。在未来的发展中,思考如何利用好这些社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构建合理的合作模式,促进自身信息传播,对于博物馆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谈晋商博物院信息传播的多元性研究

<正>博物馆不仅是征集、典藏、陈列及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重要场所，更是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主体，为公众提供文化知识，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使人们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因此，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机构，肩负着光荣而又重大的历史使命，发挥好博物馆的文化信息传播水平和传播效率尤为关键。但随着信息化传播方式的变革，数字化信息传播成为当代主流传播形式，而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模式也随着改变，所以对博物馆数字化信息传播的研究和探讨至关重要，对博物馆成为面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具有重要意义。     

博物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局限、困境与对策

博物馆传播的是依托实物重构的信息.当前,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物及其研究进行的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了 一部分博物馆出现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以"物"为载体的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局限在于难以阐释隐性信息以及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造成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无法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与观众的需求和兴趣以及与观众整体的感知觉相适应.为弥补信息传播的局限,博物馆应重视物及其研究,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等.为突破信息传播困境,博物馆应重视对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的相宜性等.无论如何,博物馆应坚持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     

略论我国博物馆的传播过程

进入21世纪,博物馆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多种传播手段的介入与更新变化,成为当今博物馆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博物馆传播又有着自身的传播特点,从我国博物馆的传播过程及模式的研究可以看出,当代博物馆传播职能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运用好传播这一有力手段,增强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大众。     

整体论与博物馆信息传播新探

博物馆归根到底传播的是一种依托“博物馆物”重构的信息,这种“信息论”目前在博物馆界已达成初步共识。随着认识论问题的迎刃而解,方法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何国内外博物馆都主要借助物及其所载信息进行传播,但却在信息的阐释程度和观众获益上存在显著差距？在爬梳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中西方这方面差异的根源在于方法论：我国倾向于使用还原论方法将信息传播的整体拆分为各项业务,缺乏将业务化零为整的一体化考虑;西方则多选择将业务碎片缝合起来的整体论方法。造成方法缺陷的内因在于我国博物馆管理体制,从行政上推动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从专业上研究如何在整体论方法指导下实现信息有效传播,为此一方面从内部切入探究策展人制度和一条龙制的中国化改造及新生,另一方面从外部着手借助前期规划和后期评估实现业务供给与公众需求的联动,以达成信息传播在各类业务、机构内外部整合后,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效应。     

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信息传播模式创新

当前我国博物馆以及新媒体事业取得蓬勃发展,人们消费、传递信息的方式正日益接受着新模式以及传播理念的影响与改变,博物馆的信息传播也得到了发展的新契机。在当前这种新媒体的大环境下,博物馆应该对自身做出改变,以此适应当前的传播环境,实现博物馆自身文化特色的凸显,完成自身传播博物馆信息以及社会价值的使命。本文就新媒体的定义进行透彻的研究,分析了当前区县级博物馆信息传播的现状以及困境,并且针对相关问题给出了适合的建议。     

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历史博物馆讲解工作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对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应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解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沟通展品与游客之间的重要桥梁,它的本质是向游客传递展品信息的渠道。做好讲解工作必须抓住其信息传播这一本质要求,深入汲取信息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不断促进讲解理论的发展、讲解工作水平的提高。     

向公众展示博物馆的魅力──二十一世纪博物馆信息传播特色初探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网络传播博物馆信息的优势和特色,必将使网络传播成为二十一世纪博物馆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漫谈观众研究视角下的博物馆传播

博物馆传播活动囊括了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收藏到教育,从研究到欣赏,小至一件展品、大到一个展览无不体现了博物馆特殊的传播路径。在传播过程中,观众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博物馆工作链条中不可忽略的环节,博物馆如果对观众认知特点没有足够把握,将导致博物馆在传播活动中缺乏针对性,造成传播效果不佳,影响整体收益。本文旨在对观众与博物馆传播二者关系进行探讨,在人的研究与物的研究之间建立有效连接。     

考古工作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传播的关系

考古工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藏品、展品和丰富的考古信息,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进行考古宣传与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为了更好地展示并传播考古信息,考古人应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树立展示传播的意识,不是"窄播"意识,而是"广播"意识,并非只考虑将考古成果"窄播"给考古圈内的学者,也要"广播"给博物馆展览策划师、广大公众;而且考古人应该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博物馆展示中的观众注意力引导——以“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为例

注意是人类进行信息加工的前提条件。博物馆观众的注意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大多数观众的参观是无意注意行为,博物馆应根据此特性进行管理,从展前的信息组织开始,合理规划展览的内容和形式;在展览预展期,应结合驻足人数、驻足时间以及参观效果访谈等因素进行观众注意力评量,并根据结果实时调整展览设计;开展后,应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完善观众注意力引导,从而加强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和传播功能。     

故宫博物院近期对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

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内藏品最多、最有影响力的综合类博物馆,一直保持十分活跃的对外交流态势。2008年以来,故宫博物院积极与国(境)外博物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打造长期交流机制。如举办和参加各类形式的涉外展览,扩大了对外交流空间;开展并深化项目交流与合作,拓宽了国际视野和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开展多层次学术交流,开展有针对性的出访活动;建立了与国(境)外博物馆的沟通联系;完成多项国宾接待任务;接收海外和港澳实习生等。此外,全面推进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将来,故宫博物院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开展此类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欣赏和接受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遗产型景区双语解说问题与探讨——以西安为例

本文以兵马俑博物馆、西安碑林和大唐芙蓉园的解说牌为例,依据有效解说和信息创作的原则以及国际文化遗产旅游者的动机特点和需求,采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中英文解说文本对比分析等方法,对这些景区的双语解说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文化遗产型景区双语解说普遍存在系统性、主题性、信息逻辑性和解说手段等问题,英语解说牌提供的信息与导游讲解提供的信息量相比有明显差异;文本分析发现翻译质量严重影响了英语解说文本的可读性,双语公示语翻译功能性差,文化因素考虑不够;深度访谈发现英语解说牌不能满足国际旅游者对被参观地遗产意义渴望了解的需求,导致了双语解说没有达到文化沟通的效果。     

故宫博物院信息电子化四讲

本文是作者四年间就故宫信息电子化有关专题的四次讲话,它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现出故宫博物院在这一文博新兴领域的建设总体思路和推进发展轨迹。其一论述了信息电子化在故宫全局工作和改革进程中的战略意义以及网站建设的原则;其二回顾了故宫信息电子化的总体思路和起步策略,小结了信息电子化基础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其三总结了故宫信息电子化总体思路中大视角、高起点的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指明了“数字故宫”的前景;其四以文物流通管理系统为例,再次论证了信息电子化对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严格管理和队伍素质提高的重要意义,指出这项工作在故宫已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新阶段。     

法国乡村旅游产品的营销及其经验——以Le Relais de Chenillé公司为例

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表明政府开始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然而,我国乡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法国乡村旅游从探索到完善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路程,发展规模大,销售网络完善,拥有系统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使法国乡村成为家庭度假和休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其在乡村旅游产品营销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主要包括:政府、居民和旅游企业统一协调;乡村旅游的模式相对固定;利用政府性的旅游部门进行推销;利用行业认证进行质量控制和宣传;营销模式多样化等。     

'[...] But it's Not Like I Know Anything About Them!': Immigrants in the Museum in Finland

Abstract

Museum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deal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rough modernism to those of postmodernism. Museum visitors are no longer perceived as passive receivers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experts but as active learners who freely construct their own meanings, driven by their personal motivation. Museum education is no longer about educating the masses but facilitating learners in their individual learning processes. Learning outcomes are no longer to be measured by the amount of new information absorbed in an exhibition but by more abstract things: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increased awareness of one's own identity, and better self-esteem or increased ability to cope in society.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museums provide their visitors with such learning possibiliti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ree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Aboa Vetus & Ars Nova Museum in Turku, Finland, to test methods and models for increased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nvolvement, especially in facilitating interac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As a result of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exhibitions and their related activities should be plan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facilitate the self-on — the individual's projection and associations through involvement of emotions — thus facilit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xhibition and contemporary life.     

印记仰慕 化为永恒 古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官私鉴藏印

印章,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书画中,诗、书、画、印这四种元素既可各自独立,又能互补共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传统书画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书画创作时,     

Hockney Country

This paper reviews David Hockney RA, A Bigger Picture, an exhibition held at the Royal Academy in London, the 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and the Museum Ludwig in Cologne in 2012–3, and the associated catalogue and DVD.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questions, of region and space, movement and dwelling, are evident in Hockney's work in a variety of genres, in portraiture and theatre design as well as more recent excursions into landscape.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Hockney's paintings of the Yorkshire Wolds.     

高光谱成像技术在故宫书画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为探讨对故宫书画文物进行整体分析、保护的方法,本研究利用研发的高光谱成像系统,对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馆藏书画文物进行分析。分析发现,高光谱成像技术在文字信息增强、隐藏信息提取、底稿线提取、颜料分析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将高光谱成像技术用于书画文物的保护,不仅能够深度了解文物病害程度,为绘画工艺研究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书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材料选择和修复效果评估提供参考,使保护修复更加全面和科学化,同时能缩短病害调查和科学分析的时间,加快保护修复工作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