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州宋山里6号坟几个问题的探讨

韩国公州宋山里6号坟的形制结构与武宁王陵一样属于典型的"建康模式",其时代比武宁王陵略晚,墓主推测是武宁王之子百济圣王,墓壁发现的"四神"壁画明显受到南朝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建康模式"的砖室墓在百济葬制中的植入,应与百济东城王六年遣使中国南齐要求内属有关,可能是百济内属时期的制度规定与要求之一。     

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铭文新说——兼论4世纪朝鲜半岛的汉人遗民与移民

墓志铭所见冬寿和镇的官衔皆为高句丽所授。冬寿墓刻意回避平州字样,是因为东晋封赐慕容皝的头衔中有"平州刺史"。镇曾在371—376年间任前秦幽州刺史,约于385年奔高句丽。两者皆在高句丽生活20余年。两墓铭文对照,既反映出高句丽管理中原移民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原移民对高句丽政权认同心理的变化。     

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6号仓窖发掘简报

2011年10月至2014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河南浚县的黎阳仓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与收获。其中,6号仓窖形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建设和储粮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依据。     

千手观音造像主尊残损手型考证——以主尊4-7-S1、4-6-S1号手为主的初步考察

宝顶山千手观音主尊形象可谓是同题材中的奇葩.考察发现,在主尊形象中,以佛经为基础,在面数、手的数量、器物等方面较多遵循着佛典的要求.同时,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在布局、细节处理等方面,特别是通过以第4-7-S1、4-6-S1号手为主的初步考察,可见千手观音造像在巴蜀地区,甚至于国内的同题材作品中,具有自身独特的创造性特点.     

《湖北鄂州汀祖南宋吕文显墓发掘简报》录文校补

《湖北鄂州汀祖南宋吕文显墓发掘简报》一文，公布了买地券拓片，随文附有释文。本文校补了释文部分的商榷之处，并一一分析误因，就教于方家，以便更有效利用这份宝贵材料，避免以讹传讹。     

江苏镇江长岗许前村西汉墓发掘简报

从墓葬形制、葬式、排列情况来推测,长岗许前村4座西汉墓属同一家族墓葬。但它们之间仍有所区别,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社会关系、地位的不同有关。M2大规模的青膏泥堆筑及棺椁高位摆放的埋葬方法,为其它地区同期西汉墓所少见。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江南西汉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马鞍山市宋山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考

宋山墓是马鞍山市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的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     

南京唐家山孙吴墓

唐家山吴墓是一座较为典型的东吴时期的砖室墓,其对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布及丧葬礼俗具有重要价值。     

临沂洗砚池晋墓反映的两个重要问题

临沂洗砚池晋墓是近年魏晋南北朝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被评选为200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山东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晋墓,不仅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而且墓葬位于临沂王羲之公园内,墓主又是未成年人,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墓主的身份,墓主与王羲之的关系,大概一时难有结论。墓葬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倒可以先着一鞭。     

六朝碑刻词语考释

汉魏六朝石刻语料数量丰富。而且极具时代特色。在词汇研究上意义重大。考释其中的词语,有利于碑的疏通理解,可以弥补辞书用例的漏缺,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甚至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语言的全貌也有积极的作用。本选取汉魏六朝石刻若干词条,采用排比例证、词义溯源、结构分析等方法进行考释,希望能对前贤或辞书的成说有所补正。     

《敦煌碑铭赞辑释》补订

本文核校了《敦煌碑铭赞辑释》一书的部分原文,指出录文、标点、考释方面的问题,并力求作出正确的答案。可供读者阅读与作者修订时参考。     

曹操与曹操墓

2008年,对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证实了位于村西南的东汉大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墓:西高穴村汉墓的地望与文献对曹操墓的记载一致,墓中的随葬品符合曹操的薄葬思想,而且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墓中有一男二女的遗骨,其中随葬的老年妇女不是卞后而是曹操的嫡妻丁夫人。曹操墓的发现证实了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的事实,反映了当时俭朴廉洁的社会风气及尚武之风,也有利于正面认识和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     

福建晋江紫帽明墓发掘报告

2006年7月,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及晋江市博物馆联合对晋江紫帽明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一个山坡的近似直线的5个台地,发现多件石像生、两座墓室、一座墓亭(基座)、一段条石铺成的地面,并出土了两套组合冥器,此次发掘对研究明代晋江地区的葬俗、陶瓷史以及家族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