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交流与借鉴

黄宗智教授的文章提醒我们大洋两岸的中国(历史)研究现在正处在一个规范认识危机时期。对我们来说,危机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做出新的突破,新的成就。不过,要取得新的突破和成绩需要我们     

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

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进入了反思阶段,学者们对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智的思考,做出了批判性的总结,并且试图寻求新的突破。黄宗智教授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论和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著述就是这种突破的反映。 一 黄宗智教授以其缜密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     

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这是中外学者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因为它还不仅论证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带根本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众多解说,黄宗智教授把诸家解说概略地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

关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特别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本世纪50年代道布一斯威齐大辩论到80年代布伦纳教授的新挑战,都表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经久不衰的热情。黄宗智教授近年问世的新作《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以下简称《认识危机》),我认为也是     

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

本刊自1993年第1期发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宗智的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并展开讨论以来,已连续发表了四期讨论文章和讨论会综述,本期还发表了史翼“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综述以及五篇在1993年12月1日本刊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有关这次讨论会的综述见本刊1994年第1期)。至此,这次讨论暂告结束。今后,仍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来稿,但本刊不再组织专门讨论。     

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

美籍学者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以下简称《悖论》)一文发表后,引起经济史学界的注意。该文提出:根据中西学术界不同学派共同承认的规范认识,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但中国经济史上的悖论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     

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结合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读者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先生商榷。我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但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特别是有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很感兴趣,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这次讨论,并求教于黄先生和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

继《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变迁》①一书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又于1990年推出另一部力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以下简称《发展》)②。如同《变迁》一样,此书出版后即受到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曾撰文评述,而黄宗智教授本人则依据书中的研究成果,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发表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③的长文,对《发展》一书的主要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触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继《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以下简称《长江》)一书之后,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详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悖论》)一文、对《长江》中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传统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与争论。1993年6月,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和     

略谈中国经验与现代发展理论的范型创新

我很同意黄宗智教授在《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型危机》这篇文章的最后所表明的观点,即目前存在的这场危机,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或者扩大一点说发生在整个中国问题研究界。如果我们仅作这样的理解,那未免太狭窄了。实质上,正如黄教授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危机的一部分,它的发生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侯建新《史学理论研究》发表黄宗智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认识危机”①一文后,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迄今很少有人专门从人口论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而以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适用于英国吗?——评黄宗智教授《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一文,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在我看来,是黄教授挑明了如下事实:海内外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四大流派,虽然研究之结论针锋相对,但却共同接受一个基本假定——商业化带来现代经济发展。故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以商业兴旺为证。而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发产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本文原载英文版《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文章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现经作者同意,特在本刊发表(略有删节)。由于文中提到中国经济社会史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自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品化与发展的问题、自然经济与市场的问题、公民权力与公众领域问题、封建主义问题等等。特别是作者以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向传统的解释提出挑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海内外的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为了使这种探讨深入下去,我们准备围绕黄宗智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欢迎海内外的学者参加讨论。     

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的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本文认为,近代百年,中国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文章从宏观上探讨了乡村危机的表现、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乡村危机的主要特征等问题,以求对乡村危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

黄宗智先生的文章最富于启示性的一点是:他从超越于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高度指出了各派共同基础的一系列缺陷,从而把几年前人们纷纷议论而后来一度有冷落之势的史学危机(主要是史学理论危机)的问题再次提到了国人面前,而且是以一种更富于逻辑力量的方式,这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无疑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科学的若干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一系列“危机’,这决不是回避理论、像黄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倒退到纯粹的考据”去就可以解     

建构清代法律新的解释体系——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正>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这些论争及其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古代社会危机应对问题的几点思考

<正>一传统农战史研究的新视域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是个很有现实感的历史命题,是个从当代社会需要出发提出的新的认识视域。在这个命题下边,我们完全可以有诸多旧题新作的可能。譬如,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年代历史学界趋之若鹜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了被冷落、被抛弃的话题,甚至都有点禁区的味道;而一旦我们把它纳入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的视域去考察,就会是一个旧题     

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

一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潮民族危机的时代感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我们离开这个时代不过三十多年,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史学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有很大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1919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已另有专文在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本文就不再重复了,打算谈谈另外的一些问题。现在先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民族危机的时代感谈起。     

走出“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省与重塑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经历了危机中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脱离革命史学的轨道,开始从经学向科学回归,构造一种多元开放格局,从而推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域。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正视和汲取"史学危机"讨论取得的成果,才能健康发展,日进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