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京城印象——游朝中国人的视角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的首都被改称为京城,城市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了一座有着繁华的商业街市、发达的交通系统和完善的市政管理的近代大都市.作为京城的匆匆过客,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人惊叹京城面貌的巨变,赞叹日本殖民者的“治绩”,但多数中国访客还是从京城的巨变中看到了殖民统治对朝鲜民众、朝鲜文化、朝鲜精神的摧残,使他们领悟到了强加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只能是伤害和破坏.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萨哈林朝鲜人研究

萨哈林朝鲜人是指居住在萨哈林岛上具有朝鲜血统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日本殖民时期从朝鲜庆尚道和全罗道移民至此。日本统治萨哈林岛时期,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将朝鲜劳工运往萨哈林岛,以解决劳动力紧缺。日本投降后,萨哈林朝鲜人被滞留在萨哈林岛上。本文简要地对萨哈林朝鲜人的历史及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探求日本殖民统治对萨哈林朝鲜人的深刻影响。     

伪满洲国劳动界的民族结构和民族间的位置关系

在分析伪满洲国的民族间的地位关系时,有着在满朝鲜人是处于支配民族的日本人和被支配民族的中国人之间的“中间”或说是比中国人优越的“二等公民”的说法。这样的论据提示了伪满洲国时期劳动界的民族间的工资差异,劳动条件的差异及民族间的粮食供给顺序。虽然伪满洲国的工厂、矿山、搬运、通信劳动领域中民族间平均每人工资额数为日本人一朝鲜人一中国人的顺序,平均每人工资额数朝鲜人比中国人多;但是其中高收入的比重却是中国人比朝鲜人高很多,朝鲜人中高收入的人是极少数。劳动条件也是朝鲜人比中国人恶劣。另外伪满洲国劳动界事实上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两分天下,朝鲜人的比重微乎其微。其结果是伪满洲国的劳动政策也是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主,朝鲜人在其劳动政策中处于次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形成

文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是和工人阶级同时产生的,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文章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对矛盾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从小生产者的分化中同时产生的,不分先后.接着从中国历史事实指出: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虽然受雇于外国资本家,但不是由外国资本家直接雇佣的,而是通过中国买办雇佣并由买办直接管理的,买办与外国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工人实施剥削.因此中国买办就是资产阶级,故与工人阶级同时期产生.文章最后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过程:1869年以后一些地主、官僚、富商投资民营企业和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使资产阶级队伍有所壮大.随着戊戌维新的开展和辛亥革命派的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已相继觉醒,登上政治舞台,逐步成为自为的阶级.     

日本所藏“间岛史料”及其研究现状

所谓“间岛”,是过去日本人和朝鲜人对我国东北吉林省延边地区的称呼,该地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邻苏联,南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朝鲜族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基地之一。发端于中国清代、朝鲜李朝时期的边界问题以及有关朝鲜族的司法审判、警察、公民权、税课、土地所有权等等,往往涉及到日、朝、中三方,值得充分重视。日本所藏的“间岛史料”亦即“伊地知文书”,是以间岛问题为主要内容,涉及日、朝、中三方的文书档案汇集。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试论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人民从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日起,向日本政府、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及日本人,提出了对朝鲜及朝鲜人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的要求。在清算殖民统治及战争损失的过程中,南朝鲜民众和韩国政府始终彻底否定日本的殖民统治。但由于受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影响,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逐渐后退,从一开始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偿要求,后退为“为了恢复因暴力与贪欲而造成的损失与受害必然使其履行的义务”或补偿,进而又后退到“为挽回和恢复所蒙受的牺牲而提出的公正的、理性的合理要求”。     

平壤"清算日本过去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02年5月3日至5日,由朝鲜太平洋战争赔偿对策委员会主办的“清算日本过去国际学术会议”在平壤市人民化宫隆重举行。这是近年来朝鲜主办的最重要的有关讨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国际会议。2000年12月,     

加害与受害的双重变奏——对朝鲜BC级战犯的审判及其遗留问题

因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施强制动员计划,许多朝鲜青年被迫或自愿应募为战俘营看守,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日本战败后,盟国为了追究日本法西斯虐待战俘、侵犯人权的罪行,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些战俘营的朝鲜看守作为BC级战犯被起诉和审判,129人被判决有罪。朝鲜BC级战犯背负“对日协力者”的名声,遭遇来自亲朋故旧的蔑视,同时给在故乡的亲人带来了不堪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战犯既不能回归祖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社会,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扮演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为了洗刷罪名、恢复名誉、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了持久的抗争。     

甲午战争初期日本的阴谋活动

1894年到1895年,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并向中国扩张,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当时日本指责中国把朝鲜当泎附属国,是为欺骗国内外人民,并在外交上处于主动。日本的决策是变朝鲜为其殖民地,但以协助“独立”及“改革内政”为借口,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本文根据日本的原始资料,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初期的阴谋活动进行探讨。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