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共一大之謎——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介绍

中共一大召开后,没过几年,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便遗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曾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一大召开仅八年多,而在党中央的档案中,便已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文件了。究其原因,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材料可以解释。中央档案馆收藏有一件俄文档案,标题为《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时间是1923年8月18日。     

“畅观楼事件”真相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当时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的刘丽同志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了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刘丽同志。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继承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建功立业

今年2月7日,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80周年纪念日。“二七”大罢工是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大罢工。这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正是从这时起,我国     

《十三条协议》:罢工斗争胜利的标志——纪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100周年

10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连等在安源组织、领导和发动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安源的名字从此扬名天下,安源的火种从此天下传。1922年9月18日,大罢工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安源路矿两局签订的《十三条协议》现存世共保留了2份,分别珍藏于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它见证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段风起云涌的传奇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2022年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100周年,百年工运,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年前的红色安源,一起赏析这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一起重温文物背后的红色情怀,一起感受火红的安源峥嵘岁月,一起回顾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     

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

1925年6月,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人民“五卅”反帝运动,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这次省港罢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1930年,省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邓中夏在他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中共江苏“二大”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和发展

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是以一九三○年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为标志的。但是,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却决不是从六月十一日决议才开始的。以前,党史界一般都认为,一九三○年春夏,李立三在党内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把共产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罢工高潮时期除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外,还有那些影响较大的大罢工?其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由于党的有效的领导与推动所以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在这次高潮中影响较大的罢工斗争除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外有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与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政治大罢工:     

烈士功垂青史人民铭记在心——纪念工人运动前驱林祥谦的战友曾玉良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战斗旗帜,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在全国广大工人和各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遭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毛泽东、林彪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在《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一卷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下有这样一段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1991年出版的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二七"风云寻旧踪

1923年2月初,千里京汉铁路掀起了震惊世界的罢工怒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就是史称“二七”大罢工的历史事件。今年是“二七”大罢工84周年,我们寻访了“二七”大罢工在江城留下的踪迹,察看它们的现状,倾听历史的回声。     

乐在文海问苍生——记著名作家赵范奇

他本身就是个摇笔杆子的人,写总结、写新闻、写小说,还给别人写讲话稿,“一把刷子两边用”,我实在不知如何写他才好,考虑了许久,仍是迟迟没有动笔。可是在我即将编辑出版的《朋友》一书中,写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又怎能没有他呀？加之我们是货真价实的朋友,而且“友龄”也有20年了啊!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近读韦君宜《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