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

长期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之中,种种问题,争鸣甚多。唯独于其中“公车上书”一节,殊少异议,呈现这种局面,主要因为已有“成论”。此种“成论”,概括起来有四点: (一) 以为“公车上书”者,即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或至少由康氏领导此大联署、大上书。 (二) 因而认为“公车上书”运动,“是由维新派领导发动的”,而“维新派”即康(有为)党也。 (三) 因而认为康氏《上清帝第二书》即为该运动之纲领文献;而该《书》“着     

李端棻与戊戌变法

1895年的公车上书,系帝党所策划,在京公车积极参与。根据现存《公车上书题名录》所载,603人的名单中,贵州公车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位列第二。贵州人的这一壮举,李端棻作为帝党中的大员,在幕后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精神之父”梁启超的报人生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民国奇人吴稚晖

有这样一个人,他22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早年参加康梁“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图强;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人之一。     

北京的云南会馆与袁嘉谷往事

1898年3月27岁的袁嘉谷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试,因参加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给皇帝“上书言滇事”而名落孙山,只得返回昆明。据他的纪念文集介绍,当时他就住在珠巢街的云南会馆内,这是当时云南学子进京赶考的首选住处。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梅光达、丘菽园与康梁的关系

辛亥革命期间,海外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朝政府,多感不满,且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必要。1895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广州起义及康有为在北京之公车上书,应是孙中山和康有为两人意图从不同途径达到“变革”的目的。     

从张鹏一日记看康有为“盗经”风波

张鹏一(1867—1944),字扶万,号一翁,富平县董南堡人,陕西近代著名学者.早年以学优入咸阳味经书院,为关学大师刘古愚之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丁酉科举人,翌年赴北京会试,得以与康有为相识,曾参与“公车上书”及保国会题名.自此师从康有为,为康之及门弟子.     

《公车上书记》作者“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

公车上书是甲午战后的重要事件。目前研究公车上书的史料主要有三种: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公车上书记》。书中内容依次为仓山旧主袁祖志《序》,长沙刘锡爵、斐     

“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五、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官员与公车的上奏波澜渐起,政治局势也随之渐起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我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明了每日上奏、代奏、电奏的情况,以下再逐日地说明三月二十二日以后政治中心的情况,及其与官员、公车上书的关联。     

关凯元 90后马克思主义者

他就像14年前“新概念”的韩寒、33年前“公车上书”的也孔庆东。他说：“90后都太淡定了”,应该有人站出来,“引发一些争论,才有趣”。 1991年出生、唱着“7月份的尾巴”告诉别人生日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学生关凯元,挥动着手臂,忽闪蓿长睫毛．说：“我其实是以一个强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出现的。”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

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行证伪,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而是从黄彰健先生开始的,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们的基本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将这三种文献对读,找出…     

“公车上书”献疑

以往史料中,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标志的资产阶级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然而近年来,史学界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提出种种质疑,笔者对众多史学大家的研究精华给予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军机四卿与百日维新

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光绪皇帝擢为四品军机章京,因而被称为“军机四卿”。关于军机四卿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作用,未见系统的专论,本文拟做一些粗浅的考察。 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经过三年的准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康有为纳妾史

提起康有为,略懂历史的人们可能会想起公车上书或者戊戌变法中慷慨激昂的书生来。确实,康有为在近代史上的那些事儿成就了他“圣人”的名号。然而,经过岁月的打磨,康圣人浮出水面的小辫子越来越多,不断遭人诟病。今天就来淘一下——     

乐嘉藻和他的《中国建筑史》

1994年8月10日的《贵州日报》,报道本省闻人乐嘉藻在北平终止了77年人生旅途的消息时,用的标题是“黔著述家又弱了一个。”乐嘉藻字采臣（又作采澄）,生于黄平,长于贵阳,是清末举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失败,派李鸿章要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乐嘉藻即参加了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变法图强的主张。他以提倡新学为己任,曾慷慨解囊,创办私立学堂,设立科学研究会,建立图书馆等,平刚曾撰文赞称：“先生本以名孝廉而饶于发,既博置新书,复广通声气,一时西南负革新之望,不闻第二人也。“乐氏曾当选贵州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