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

元朝赋棁制度为什么南北不同?以那种制度剥削较重?(河大史地系同学魏千志提)郭人民范文澜先生等所编中国通史简编六八六页载:「腹裏里行丁棁地税法(倣唐租庸调制)江南行秋税夏税法(倣唐宋两税制)」。河大史地系同学,不了解在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之后为什么存在着南北不同两种赋税制度,于是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论两税法的确立及实施

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都是里程碑式的制度.这些制度都在一段时间内运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两税法确立的背景、内容及在唐朝短暂实施的情况。     

三国西晋陵寝制度新论

三国西晋时期的陵寝制度呈现出诸多新动向,这些新动向远非过往学界所理解的"衰落"这么简单。曹魏、西晋陵寝制度大致沿着同一方向向前发展,墓祭、谒陵之风大为衰落,陵园建制简化的局面逐渐确立;同时,曹魏、西晋也在地下埋葬方面各自确立独具特色的等级标识。南方的孙吴政权在较多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于下游上坊、采石二陵墓区内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等级秩序,却在中游的鄂州、武汉二陵墓区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总体上,曹魏、西晋所确立的新动向,虽然被"永嘉之乱"中断,但还是对后来北方政权有一定影响。孙吴陵寝制度,则受限于自身政治军事环境,对当时统治区内部和后来的南方政权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

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张旭华南朝萧梁的政治制度,就官制而言,主要包括九品官制与十八班官制两大部分。九品官制肇始于曹魏,后历两晋宋齐循而未变,十八班宫制则创建于梁天监七年（公元５０８年）,后亦为陈代所沿用。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及文献记载的个别讹误等原因...     

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与張旭光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的租庸調問題,几年前我国史学界曾进行过一次討論,不过当时主要的还是探討租庸調和均田制的关系,对于租庸調的实际数量,除了岑仲勉,韓国磐兩先生的論文里有过附帶性的論述外,正面触及本題并提出来討論的,还是張旭光先生在1958年第二期“史学月刊”所發表的“与尚鉞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一文。張先生能把这問題提出,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引証很多論据,提供一些宝貴的意見,这是值得我們学習的。这里,我想就張先生的几个論点,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来进行討論,并就教于史界同人。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

何家村窖藏宝藏发现已经30多年了。关于宝藏埋藏的年代,有不同说法。最近,齐东方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发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一文(以下简称为《齐文》),文中认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文章在排除了何家村遗宝所在“兴化坊”的其他住户后,认为只有租庸使刘震的住宅与何家     

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

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及其文化特征

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 ,从平安时代后期律令制的解体到 1 2世纪镰仓幕府武士政权创立后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平安贵族收养血缘亲族为主且以不论辈分为其特征 ;后期则以非血缘的异姓养子为主 ,武士阶层以“养子愿书”、庶民家以“养子证文”来确立养父子关系为其特征。养子制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血缘亲族集团内部结构的变化乃至社会集团性质的质变 ,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等文化特征。最终日本在前近代就形成了人为的身份制以及与此相应的功利主义和关于“人”本身的契约文化。     

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

商周时期,王及诸侯方国国君(或包括夫人、宗族成员在内)死后普遍实行多代集中埋葬于同一公共墓地的公墓制度。这种“集中公墓制”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初级阶段君权确立但还带有氏族遗痕的一种墓地形态。“集中公墓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每代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的出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陵园制”尚处在创立与发展阶段,而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独立陵园制”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从而奠定了尔后中国近两千年专制社会帝王陵园制度的…     

歷代均田制、租調制对照表及几点說明

在教学中及函授教学中有很多人问“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所推行的均田制与租調制有那些区别”,这个问题并不太难,但几句話也很难說清楚,故用图表形式把历代均田制与租调制作个簡單对比,并加了几点说明,以供同志们参考,并请读者指正。     

唐宋乡村户等版籍演进新议

唐前期的九等定簿与户等注籍,同均田—租调制下还授田及租调输纳密切相关。而户等信息在户税与差科征发中的应用,则使户等版籍载体突破了户籍系统。随着租调制趋于瓦解以及唐中叶两税法的确立,户等逐渐只对地方政府摊派户税具有意义。至唐后期,据田亩起征的地税成为两税的主体,户等用以摊派户税的功能逐渐淡出。唐末至宋初,各级政府虽曾临时性划分户等,但均难长期维持。直至北宋前期,在差役征发的带动下,形成了全国行用而户等标准因地而异的五等丁产簿制度。总的来说,唐宋之际赋役制度的演进引起了户等功能、划分标准以及户等版籍载体等多方面的变化,其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在赋役实践中,户等信息原初的主体功能与衍生功能常常发生转化;其二,随着户等划分标准以及适用范围的变化,其依托的版籍系统也须相应调整。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正与此相反。以下试论之。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

近来阅读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发现了一些问题.对《唐纪》部分的一些问题,曾翻阅了一些资料进行考证,便写成这篇短短的札记.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教.一、《通鉴》原文的几个问题1.《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条云:“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p5840)卷190武德七年四月条云:“初定均田、租、庸、调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p5982)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近代河南租佃制度述略

一近代河南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据本世纪30年代中约计,相当于全省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这些土地少部分用雇工(长工、月工)方式经营,大部分租给农民耕种。通行的租佃形式名目繁多,可大别之为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两大类,简述如下: (一) 定额租制。有实物定额租制和现金定额租制两种。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预租、     

新唐書食貨志关于役之記載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对于租庸調之記載,邓广銘先生曾指出新唐书食货志租与户調之記载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役的問題。冊府元龟,旧唐书、資治通鑑的記載是“岁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新唐书食貨志、资治通鑑卷一八七注中、文献通考卷二的記載是“岁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唐会要是“旬有五日免調”。資治通鑑卷一九○注中是“岁二十日,閏加三日”。与同書卷一八七注中所記不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苏区时期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开启以制度法理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伟大探索——“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在此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参与在此预演,“一府两院”的基本雏形在此孕育,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建设的“初始样本”在此形成。     

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

西汉初,叔孙通采撷先秦古礼及秦制,确立汉朝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其中既不乏沿袭传统的因素,也混杂有当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还有出身于庶民阶层的汉统治者所熟稔的民间俗文化的因素。汉武帝以后,儒学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儒家若干典籍记载的所谓周代天子祭祖礼制,对汉代皇帝修订宗庙祭祖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两汉时期皇帝宗庙祭祖制度,与儒家典籍的相关记载以及若干儒生的诠释相比,二者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前者依据现实需要,对后者多有变通,由此导致制度本身时刻处于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