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墓地所出商代小臣系玉瑗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有铭玉器共３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一件玉瑗上的铭文：“小臣系害”。“小臣系”是晚商的贵族,“害”字当读为“谒”,是“朝见”之义。玉瑗应是古代文献中的“贽”。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小臣軎璋与商代觐礼

吴镇烽编著的《铭图续编》第1396号"小臣车堇"璋当定名"小臣軎"璋,玉璋刻铭中"小臣軎堇"的"堇"当读为"觐",为觐见之义。小臣軎是商之诸侯,玉璋是小臣軎觐见商王时所持之"挚"。玉璋及其刻铭表明商代已经存在成型的觐礼。     

柞伯簋铭文新释

自柞伯簋铭文公布以来,"两派"学者对柞伯世代、"小子"称谓问题争讼不已,其症结在于双方据以立论的前提(即都认为柞伯可以被王称作"小子",王讲话的对象中有柞伯)不可靠。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并系联静簋、令鼎等铭文后不难发现:王口中的"小子""小臣"很可能与静簋铭文中的"小子""小臣"身份相当,"小子"应是初学射艺的年轻贵族,"小臣"则是学射于学宫的王之近侍,王的讲话是专门对他们的叮嘱、激励之词,而非对所有参加射礼人员而言,更与柞伯无涉。     

卜辞排谱与相关小臣某的族氏与身份

从卜辞显示出来一些特征看,《合集》27880—《合集》28008之间有关＂小臣某＂的诸多卜辞可以排谱。排谱之后的卜辞反映的是商王调动马小臣与诸多小臣某抵御大方入侵的历史。卜辞中的＂小臣某＂都来自＂某＂国或＂某＂地;他们是＂某＂国或＂某＂地的军事首领。侧重于军事是殷墟卜辞中小臣某的重要特点。     

众人和庶民

西周春秋时期,有“众人”和“庶民”(亦称庶人)。这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主要农业劳动者。但对众人、庶民的身分,有不同的看法。众人,来自殷商,卜辞中有“众”或“众人”。“王大令众人日协田,其受年。”“王往,以众黍于冏??“贞维小臣令众黍。”这里只看到众或众人是耕田种地的,是农民,看不出他们的身分。     

说甲骨卜辞中的“伯■”

多数专家都将商末小臣墙刻辞中的"白■"理解为"白麟"。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先秦古文字的特点,是有问题的。其实,小臣墙刻辞中的"白■"就是伯■,是■族之伯。其得名与■地有关。     

《静方鼎》的时代、铭文书写者及其相关联的地理、历史

本文系联相关古籍与出土文物,对《静方鼎》进行了考证、断代,认为其年代为西周穆王时期,其铭文书写者为小臣静,并对《静方鼎》所载“省南国”相关联的几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安阳刘家庄商代墓葬所出朱书玉铭考

安阳博物馆于１９８５年５月～６月间在殷墟刘家庄发掘商代墓葬６２座,其中１０多座墓内的扰土中发现玉器,上有朱书文字①。例如： “赞”字写法可参照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小臣玉铭②。“赞”,读为荐。《诗经·崧高》云：“王缵之事。”《潜夫论·志氏姓》引作“王荐之事     

商代甲骨文中的“丙”和“两”

商代甲骨文中有?字,又写作?(为印刷方便,以下一律用A代替),旧释为“丙”,向无异说。A字大多数是出现在表示日辰的干支字里,如“A午”、“A寅”之类,释“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字有时还与数字结合,组成数量词组,用在“车”、“马”之后,如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就有“车二A”(《合集》36481),见于其他卜辞的有“马二A”(《合集》21777、“马     

殷墟卜辞中的“平”

<正> 一、释平甲骨文中的“平”原作“■”,字从臼从用从土,是一个会意字。完整的字形见于西周初期的《小臣(?)鼎》铭文,象人手持农具平土之形。“用”象征农具,可能是“(?)”,《诗经·臣工》云:“(?)乃钱(?)。”毛传:“(?),锄也。”《国语·齐语》云:“挟其抢刈耨(?)。”韦注:“(?),(?)也。”《释名·释用器》云:“(?)     

秦汉注籍身份异同论--以簿籍分类为前提

西北汉简“卒家属廪名籍”中的“大”“使”“未使”“小”身份,整齐登录,以年龄为界,长期保持稳定,用于廪食配给。肩水金关汉简“家属符”、秦汉户口簿籍中的“小”“大”身份,时而省记,以婚姻、傅籍为界,其界限常随国家政治经济需要而调整。三类簿籍中的“小”“大”身份,虽然名称相同,但是内涵迥异,甚至同类簿书中的同名身份,男、女之间亦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分类整理簿籍、辨析文书性质、判断男女身份之异同,是研究秦汉各类身份之内涵的基本前提。     

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清代官员的升迁有一定之规。虽各官缺的补授皆出自于旨意,而皇帝要任用小臣却属特例。甲午战争后,光绪帝曾下诏求贤,胶州湾事件后又三次下诏求贤,然局面没有任何改观。戊戌变法期间,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开始成为光绪帝择用小臣的特殊方法。“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各地督抚和京内大臣也先后出奏,保举人才,被保举者超过百人,光绪帝几乎全部下令召见,到政变发生前共召见26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促动了变法的展开。透过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保举活动,也可观察到清朝政治的若干特点。     

略论殷代的制酒业

殷商时代我国处在奴隶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殷代农业生产已达较高水平,农作物品种较多,计有黍、稷、麦、稻等,这些粮食除作食用和饲料外,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酿酒。酿酒业已成为商代手工业中一个重要行业。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殷王亲临视察酿酒的记载:“丁丑卜,壳贞,王往莅蘖。”(柏24)。“贞,王往莅蘖。”(胡厚宣摹本)。这说明殷统治者对酿酒业的重视。甲骨文中还载有“小蘖臣”,“鬯小臣”,他们是专门负责酿酒的官吏。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的酿酒业在夏代已较发达,到殷商时代就更普遍、更兴盛了。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考查”与“考察”

编写地方志,经常要用到“考查”、“考察”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容易用混,究竟二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身份不同.“考察”一般没有特殊的规定,作为单位派出人员,可以到某地进行考察;而作为某个个人,只要条件许可,同样也可以确定自己的考察项目.“考查”,一     

论女性在血缘亲属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以榆钱村春节家祭为个案

在中国农村汉族社会,女性在其生长的血缘亲属体系中被看作“外人”,其最突出的显示语境是春节期间的祖先祭典活动,“外人”禁忌使这种身份被极端强化。绝大多数妇女通过婚姻完成从自己血缘家族到夫家家族的身份转换,并据此确立在亲属体系中的地位。血缘家族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使得女性的家族身份因失去先赋性而带有被动色彩,影响其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确立。榆钱村的调查可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案。     

永远的“异见者”索尔仁尼琴

和父亲一样,年轻的索尔仁尼琴同样赶上了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炮兵。不过在离开战场时,父亲的身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而索尔仁尼琴的身份却是“叛国者”。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西汉南越国墓出土铭刻补释三题

本文对西汉南越国墓出土的三则存疑的铭刻文字作了新的论证.作者认为:“家啬夫”是主管王侯国内部家事和各种经济事务的家官,它相当于县级政府的“县啬夫”职官;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子”印章,可说明墓主生前曾被立为太子;“秦后”铭文可证明墓主身份就是南越国苍梧王的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