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成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     

南下耒阳的回顾

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发布了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南京、武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长江以南大片土地获得了解放。为了适应新解放地区的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参与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我原在山西潞城,属长冶地委,上级决定由长冶地委与晋中地委分别抽调人员共同组成湖南衡阳地委。我所在的南下工作团3中队的干部,都是从长冶地委或晋中地委调来的。     

昭通地区成立民间文艺办公室

最近,中共昭通地委决定,由地委宣传部、民委、文化局和群众艺术馆的负责同志共同组成昭通地区民族民间文艺普查搜集领导小组,抽调了三十三名工作人员,设立了办公室,并拨了专款,作为民族民间文艺普查的费用。除地区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外,他们还要求各县亦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指派专业人员,负责本县的普查工作。他们计划从1982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将昭通地区的民族民间文艺普查完毕。1982年,他们准备以现有的三十三名工作人员为骨干队伍,吸收各县、各民族的干部,组成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开始对少数民族聚居的重点地区进行普查。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     

解放前夕晴隆的地下斗争

一一九四九年八月,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派我到贵州晴隆开展地下工作。同年十月,地委指示成立中共盘普工作委员会,由何志翔任书记,王中任副书记,汪石(王敬之)、彭安义、何祖岳为委员,领导盘县、普安、晴隆和兴仁四县的地下斗争。当时,解放大军开始向西南进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盘踞在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什么“应变计划”,调兵遣将,厉兵秣马,企图负隅顽抗。罗盘地委针对上述情况,调派一批干部到黔西南各县开展工作。地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当地隐蔽下来,秘密发动群众,     

回忆水生蔬菜专家孔庆东先生

正1950年,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昌办事处拨交长春观一部分庙产成立了武昌农场,时至今日的66年漫长岁月中,武汉市农科院蔬菜所历经变迁,由武昌何家垅到青菱乡,再到现在的黄陂武湖和江夏郑店。在此工作、生活的南下干部、归侨学生、下放知青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和普通职工不胜枚举。这里面,孔庆东先生当属佼佼者,他为人师表,德艺双馨,堪称大家风范。     

古丈肃匪亲历记

1950年春节前夕,我在完成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平江县内山之剿匪任务后,回到了平江县城,准备全家团聚。县委书记齐寿良同志来告诉我：省委决定调你到湘西任县委书记,还要平江县配备一个区建制的干部一同调去。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不禁心潮起伏。记得南下途经河南巩县,省委书记金明同志在作报告时说过：湘西、河南,匪患十分严重,是全国的两大“盲肠”。现在,党决定派我到湘西工作,这意味着一场新到责任重大。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1948年9月,我考入华东大学学习,这是华东局主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做支前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回地方工作,历任青年团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等职。1956年夏,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58年下半年,我由学生     

我销毁了武汉军管会最后一枚公章

1946年,我13岁,尚在大连市旅大地委组织部当通讯员,负责传达文件、编写一些内部资料等。1948年底,继全东北地区解放后,南方城市的解放工作也陆陆续续开展起来,我军从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抽调了一大批人,成立南下干部大队,负责各个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在南下接管武汉的日子里

我是1949年南下接管武汉干部队伍的一员。约在5月20号左右,在吴德峰市长率领下乘四野军车从黄陂进入汉口。在江边的旧政权退伍军人俱乐部,我们住了两三天,后被分配到市府武昌办事处。这时,何方宏（主任）、彭炎（副主任）过江接管了原湖北省会的武昌市政府,     

难忘北大荒劳动锻炼

正从塞北到北大荒1968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形势最激烈时期,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知识青年涌现上山下乡高潮。当年2月,北方还天寒地冻,我接到上级命令,跟随部分干部、教师奔赴黑龙江嫩江地区总参谋部第三部红丰农场劳动锻炼。我们一行30余人身背背包、军用挂包、水壶,乘坐火车、军队卡     

从三尺讲台走向生产一线班组

<正>成长1968年10月,我出生于铁道部武昌车辆厂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像许许多多的孩子一样,在厂区相对闭塞的环境内,伴随着工厂的发展,从武昌车辆厂幼儿园到武昌车辆厂子弟小学再到武昌车辆厂子弟中学,度过了我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1984年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武昌车辆厂技校,受父亲的影响,选择了铆工专业,开始了三年的从业学习。父亲是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漳州报业

“我与闽南日报”征文陆续发表之后,社会上谈及闽南日报的人事沿革很多,旧事趣闻,倒也有观今鉴古之益,因采访搜集而记之：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解放后的第8天,即9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第六地委（龙溪地委）创办的漳州解放后第一张报纸《漳州电讯》出版。刚办时为四开张两版,铅印日刊,每期印数2000份,社址在今青年路闽南日报社印刷厂,报社社长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漳州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高明轩,报社设编辑部、经理部,编辑部再分设编辑、采通、电台三部室。干部由闽南地委缅哨报》的人员、游击队知识分子及随军南下服务团团员抽调组成。后又从闽南公学调进20人充实。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草原剿匪记

1946年,我在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处当保卫干事。参加完辽沈战役后,骑一师接到上级命令,派一个团到锡林郭勒盟清剿国民党胡图凌嘎匪帮。师党委研究决定,将剿匪任务交给了我们三团。12月16日,部队到达贝子庙,受到当地机关、部队和一些喇嘛的夹道欢迎。了解敌情贝子庙是锡林郭勒盟政府所在地,王再天副司令员指挥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西部剿匪指挥部也设在这里。在贝子庙,部队停留3天,了解敌情社情,补发毡筒靴和皮手套,筹备给养、马料和防冻药品。王再天副司令向连职以上干部作报告,给我们介绍了敌情。早在辽沈战役进行之际,国民党为了牵…     

南下纪实

1949年2月,党中央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决定由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和冀鲁豫两大边区抽调干部,组建湖南省,组成南下干部工作团(代号一○五部,负责人是陶铸),挥戈南下,解放湖南。 南下湖南 1949年5月上旬,分配到湖南邵阳地区的冀东南下干部有427人,在唐山开平集中学习10多天,5月中旬开始南下。5月底到达河     

我参加的三次社教运动

第一次社教:听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 1963年秋天,我参加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叫"四清"运动.地委当时决定,在江苏省铜山县大庙乡进行试点,由地委第一书记刘锡庚、地委副书记梁公甫任正副团长,我和李鸿民任团部秘书组正副组长.参加秘书组的还有地办调研科的谢承进,铜山县委宣传部的芦道峰、刘步生和县委办公室的许超伦等同志.各个生产大队都派了工作队.当时搞"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几乎是人人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