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天”与“地”视域下的中西文化

“天”、“地”两个基本概念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渗透了丰富的内涵,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许多分歧之处,与科学、宗教、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本文通过对“天”、“地”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在中西文化中的引申含义去探究对中西两种语言的理解与沟通。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试析“月光”、“枯井”和“三脚猫”的象征意义

意识流、潜意识、时空倒错、象征意象构成了《月光·枯井·三脚猫》的现代派小说特质。其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月光”、“枯井”和“三脚猫”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每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某种必然联系,这对理解文章的主旨具有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本文认为“月亮”、“月光”象征着汀樱对情与欲的需求,“三脚猫”是丹一的化身,幻觉中的“蓝猫”则是道德和理性对情欲的监督和约束,沉入“枯井”则象征着汀樱陷入苦闷、困惑、无助的境地,因此这篇小说是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表现汀樱内心世界灵与肉、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1958年,中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公社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以色列,有一种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虽没有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大,但其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性质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熟悉以色列“基布兹”的中国人都称它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实质

“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解一下“黄祸论”的百年史，分析一下其实质所在，对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能使我们保持更清醒的头脑。     

“飞钱”与“飞票”选述

历史上有唐代的“飞钱”,钞集中有实物“飞票”,“飞票”上印有“飞到即付”字样,以及在该票“商务会”的图章上盖上一个“飞”字,这张纸币在我钞集中仅此一张,而且在其他同好处未见过,可见是一张较为珍贵而罕少的纸币,故撰此小文并附图,与同好们共同研究及观赏。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成都东山客家“耕读为本”浅析

客家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其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移民史。在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徒中,他们百折不挠,生息繁衍,显示出了一种内涵丰富的客家精神,“耕读为本”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陈忠实小说与秦地历史文化——“反正”和“交农运动”

关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陈忠实的长篇巨著《白鹿原》,通过对近代关中地区“禁烟”、“围城”、“年馑”、“瘟疫”、“反正”、“交农运动”等许多重大社会事件的描写,全景式地概括了关中地区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历史沧桑,寄寓了关中历史文化的诸多内蕴,颇具丰瞻而厚重的史诗品味。     

不必担忧“碎片化”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陛,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文革”用语回顾

“文革”是一场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运动。它既造反、造势、造神,也造出了不少新的词语。这场浩劫过去快30年了,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然而那个时期的一些经典用语,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幼稚、荒诞、可笑。     

刘少奇“三性”思想评述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刘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以下简称“三性”)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刘少奇在当时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认识,并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改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思想和主张。     

“文革”后期批“黑画”闹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以批判一些绘画为主要内容的闹剧。这些批判蛮不讲理,十分荒唐。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周恩来在出口工艺美术及宾馆布置工作等方面,作了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的安排。1971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任务,缺乏经验,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     

福建地名多“安”、“宁”

闽境自从有了“建安县”、“建安郡”、“建宁县”、“瓯宁县”、“建宁府”和“建安道”等举足轻重的行政区域．便出现了带有“安”字和“宁”字的邑名。这种“安宁文化”的辐射力与渗透力,与建瓯系闽源之地以及在闽境历史上的“领头羊”地位有关。其后衍生出来的邑名,共有“十安”、“六宁”．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