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的学术交流

乾嘉时期,学者通过交游、通信及其他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他们既重视向他人学习,又重视相互间的讨论与争鸣,并对学术争鸣的规范有一定的自觉。在交流中,达成了关于考据学地位的共识,确立了方法论,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形成。     

试析孙星衍的方志学思想

孙星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他的方志学思想属于典型的考据学派,他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重视志书的资料的考证工作,因此孙氏所修志书史料价值很大,有极高的存史价值。由于受到考据学思想束缚和影响,贵因不贵创,重地理考证而轻当代文献。创新不足,贵因有余,厚古薄今,把地方志局限于地理沿革考证层次上,这样,他所纂修的志书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性著作,只能算是文献资料汇编。     

论阮元对乾嘉汉学的贡献

乾嘉学派是继宋明理学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乾嘉学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考据的方法对封建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阮元则是乾嘉学派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从他在学术上总的成就来说,实乾嘉学者最后一重镇。”①以前学术界论及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时,往往只提到惠栋、戴震、段玉裁、王     

考据是必要的

一个时期来,围绕着考据学的问题,史学界发生了不少争论,同时旁及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以及今后史学发展方向问题。一些人提出了“回到乾嘉时代去”的口号,另一些人则担心史学家会重新钻进“象牙塔”,我则有些不以为然。考据学派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历史在近两百年内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今日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中国,史学家会真的钻进所谓“象牙塔”,回到“乾嘉时代”去吗?我有些不信。我倒想到一个问题,从中国史学的现状看,从培养一代史学新人的角度看,是否应对“考据学”作必要的评价,并使之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因素呢?因为我认为,…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小说、方法与材料——胡适考据学的成就

胡适的考据成就在于,他对小说的重视和引进西方的实验主义这一方法论。在治学过程中,胡适形成了存疑—假设—材料—求证这一思路。通过考据,胡适发现了传统考据学的局限在于考据的材料上,这一发现正是对传统考据学的突破。     

论戴震的《诗》学思想及治《诗》特点

戴震是清代研治《诗经》的大师,也是乾隆《诗经》考据学趋向繁荣的真正推动者。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恪守汉儒之说;应用文字、音韵、训诂考定诗旨,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他归纳文理,反对缘词生训,对理解诗旨有重要意义。他开创的以字音、转语、名物制度考察诗义的方法论原则,推动乾嘉考据学的良性发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畴人传》主编——数学家李锐

李锐(1768～1817),又名李向,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中国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古典天文算法的复兴,是乾嘉学派在天算领域的代表,他对高次方程的研究突破了中国古典数学的窠臼,成为清代数学史上最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之一。李锐在乾嘉学派的学术活动高潮时,主编了一部以阮元名义刊行,反映历代数学家生平和成就的评传体著作《畴人传》。李锐幼年时期就聪明过人,对数学尤为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