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次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

1913年7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在中华民国史上多称作“二次革命”。也有些著作以时间为准,称之为“癸丑之役”,或以地点为准,称之为“赣宁之役”。 关于讨袁战争的起因和过程,不少论著记述颇详,不待赘言。本文拟围绕着“二次革命”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分野,作简略的评述,不当之处,谨请识者教正。     

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柏文蔚与安徽“二次革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图谋“帝制自为”,残害革命党人,蔑视议会,独断专行,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一块“共和”招牌。1913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发动反对专制独裁、维护共和政体的革命战争,因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补课,故史称“二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涌现出名的“讨袁四督”,安徽都督柏蔚即是其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本对柏蔚领导安徽“二次革命”的曲折生动的经历介绍如下。     

陈炯明与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先后发动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一直未能将中国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而1914年开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使当时中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陈炯明这些人对自己多年奋斗的目标开始产生怀疑与动摇。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探源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推行,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提出并得以推行?原因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是,陈独秀无视这一客观条件的存在,把     

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爆发于河南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也是资产阶级“二次革命”时期一支重要的群众反袁力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朗起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影响,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起义的时代特征。对于白朗起义本身,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白朗起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其所受民主革命的影响问题,尚未见有专文考察。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白朗起义的特点和性质重新作一探讨。一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联系方面。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兴兵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讨袁之举迟迟未动。这时,白朗起义军正在豫南一带展开活动。少数河南籍革命     

容闳之子容觐槐被捕案

1912年4月20日,曾以携幼童赴美之壮举开启我国留学教育之先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Hartford)城病逝,终年84岁。 容闳逝世时,他的儿子容觐槐正在中国广东受命担任制造局总工程师和总理,帮助正在酝酿“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人制造军火。1913年9月,容觐槐在北京被袁世凯政府秘密逮捕,险遭杀害。     

云南杨春魁起义——“二次革命”的尾声

一九一三年发生的“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为保卫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一般说“二次革命”是以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     

“北伐战争”应是多次

提到“北伐战争”,学生大都认为是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至1927年“4·12”政变时结束的那一次北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北伐战争是从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到1928年东北易帜为止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北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果实不幸丧失的再斗争、再争取。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党丧失了新建立的政权,孙中山先生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能实现。虽然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奋斗,打倒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这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制定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先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洋政府采取建议、     

《黄兴致白朗书》的新发现

《黄兴致白朗书》是“二次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白朗起义军共同讨袁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最初发现于1913年8月21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同年10月10日出版的《癸丑祸乱纪略》(介北逸叟编著,上海有益斋印行)据该报全文辑入。解放后的一些资料丛书和论著,如《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白朗起义》(杜春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黄兴年谱》(毛注青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省议会联合会

省议会联合会是在各省议会联合反对适用<谘议局章程>的斗争中产生的.二次革命前,省议会联合会激烈反对袁世凯政府独裁卖国行为;二次革命爆发后,又企图充当类似国会的角色,发挥国民党政治中枢的作用,但囿于事实和法理,该会既不能联合各省议会,又不能代表民意,作用有限,远不如清末的谘议局联合会.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军事失败的同时,在政治、法律层面上也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     

贵州护国起义纪略

今年1月27日是贵州护国起义SO周年纪念日。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力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个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即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都参加了反封建帝制的斗争;通过反袁斗争,它表明了人民进一步觉醒,破除了对封建是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拥护民主共和,要求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反对倒退,促进了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所以说护国运动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意义。贵州护国起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前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在对…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

发生在1915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之为“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民国,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应予肯定。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策划密不可分,但是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却是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是很难迅速发动起来的,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资本家阶级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至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阶段。在这一期间,各地资本家阶级的商会纷纷离开自己政治上的领导者,对武装讨袁采取反对或中立的态度。他们的行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也就贻误了资本家阶级的民主革命事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教训。本文仅就上海地区资本家阶级对待二次革命的立场、言论和行动作一概述。     

《黄兴致白朗信》影印手迹

最近,笔者在查阅辛亥革命时期河南出版发行的报刊时,在《时事豫报》1913年8月5日第一版上,发现了“二次革命”时期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致河南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的一封信的影印手迹。将此信原文与1913年8月20—21日《中华民国公报》和1913年8月21日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的《黄兴致白朗信》相对照,发现内容虽同,但文字上却有数处差异。刘望龄同志在《史学月刊》1983年第二期《<黄兴致白朗书>的新发现》一文中,已依《中华民国公报》对天津《大公报》上所载该信作了某些文字上的纠正或推断,但也有未尽之处,况《中华民国公报》所载该信亦有文字上的错误。由于黄兴致白朗这封信是“二次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白朗起义军共同讨袁的重要史料,为避免以讹传讹,兹依《时事豫报》所登该信影印手迹,原文照录于后,并对天津《大公报》、《中华民国公报》所载该信文字上的错误予以订正。     

读1915年5月黄兴复孙中山书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两大领袖。孙、黄之间,在1913年3月革命党骨干宋教仁被袁世凯政府收卖的流氓暗杀之后,在讨袁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分岐,黄兴一度主张法律解决,不赞成孙中山关于迅速起兵讨袁的主张。后来,黄兴在二次革命中也态度消沉,未能血战到底,在尚未完全失败之际,就丢下三军,一走了之。因此,二次革命失败之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