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博古

24岁担任中共高级职务 我父亲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1907年6月24日出生。父亲祖籍江苏无锡,却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辛亥革命以后,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父亲9岁时,爷爷去世。     

顾久：一所学校的灵魂

说起来,我们一家四代人都毕业于贵阳一中,爷爷、父亲、叔叔、我还有女儿。我爷爷和父亲读一中时,那时候还不叫贵阳一中,叫南明中学。爷爷顾定基（音）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今年我们编了一本辛亥革命的史料,上面提到了贵州宪政派,名单里面就有颐定基。据说爷爷从南明中学毕业后就靠自学高等数学,后来在贵阳教高等数学,大概他是第一人。我父亲从南明中学毕业后读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动物研究院研究鱼类学,后来抗战爆发打断了他的研究。     

父亲不平凡的飞行生涯

我的父亲边任耕(1914-1983),原名边银根,1914年3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前州镇边家巷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9岁才开始读书,念至小学五年级时,因我爷爷年迈多病,无力从事农业劳动,他不得不辍学种地,以谋生计.1930年,他得到在上海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工作的哥哥边福耕帮助,在上海考取中华职业学校,学习...     

玉烟斗

爷爷在去世之前,送给父亲的最后礼物,是一个玉烟斗。这个玉烟斗做工精巧,上面雕刻了一条腾飞着的龙。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玉烟斗,可是父亲却说要等到我长大以后才可以得到玉烟斗。我知道,父亲怕我把玉烟斗弄坏,就像我小时候把我的玩具弄坏一样。为了能够早一些获得这个玉烟斗,我渴望着快一点长大。渐渐地,我已经上初中一年级了。我对父亲说我长大了。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明白我这话的意思。我又对父亲说道:″你承诺过的,等到我长大以后,可以获得玉烟斗。“父亲忽然笑起来:″我是承诺过,可是你才十三岁,还没有大学毕业。…     

我研究祖父崔廷献的经过——写在《三晋贤达、民族志士崔廷献》出版之际

正寿阳县库仓村崔廷献是我的爷爷,他在清末民国时期担任过葫芦岛开埠局长、山西省民政长、财政长、六政考核处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天津市长等职。但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病逝了,可是他却成为带给我半生耻辱和灾难的人。     

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往事

正走上革命道路我的父亲叫芮胜,原名芮学贤,是新四军七师成立时培养的地下工作人员之一。我家祖籍山西,由于战乱,清时迁到安徽铜官山(今属铜陵市),当时有芮姓200多人,祠堂叫永丰堂,我爷爷芮文清是永丰堂主事,膝下10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九。听我父亲讲:他6岁时因爷爷病逝,家中失去顶梁柱,迫于生计,只好为地主家放牛,生活贫苦。1939年8月,灾难     

难忘的岁月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十二月初三, 我出生于无锡胡埭西溪大听上一个贫苦的百姓家庭. 我的祖母在我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 祖父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在逃难的路上突发急病而亡, 父亲在本村村民的帮助下把祖父安葬在异乡义塚,尸骨都没能带回家.     

父亲亲手将旧上海交给新政府

1948年年底,母亲带着祖母、8岁的我、我的三姐和小弟离开上海,去福建朋友家暂住,大姐、二姐则留在上海陪着抗战后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的父亲赵祖康(1900-1995,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于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为发展我国的现代公路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市政建设领导工作).我是以后从父亲和姐姐们的叙述中,感受到那对父亲而言,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魂的五天四夜(5月24日-28日).     

比尔·布劳德如何成为俄罗斯的敌人

上世纪20年代末,比尔·布劳德的爷爷老布功德在纽约,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很活跃：老布劳德（厄尔·布劳德）曾经在堪萨斯和纽约州都担任过工会的主席,1927年被邀请到红色苏联,在那里遇见了布劳德的奶奶,接着,布劳德的父亲在苏联出生。     

三代如水

若是有人问我和父亲、爷爷之间有什么相同点,我定会笑而答道:”三代如水。”爷爷如海, 爷爷如海,爷爷年过七十,身体硬朗,大半个世纪的沧桑,造就了他大海般的浩瀚的胸怀,他那丰富的阅历如同大海里的宝藏,数也数不清;而他的心境也像是开阔的海面,波涛澎湃,却是宽大包容。     

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

(一)1937年暑假,我刚在浙江嘉兴小学读完初小准备升入高小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这个事变将对国家对家庭以及对我自己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不到十岁的我,蒙昧无知。只是看到时任浙江嘉兴专区专员兼县长的父亲比平时更忙碌,经常开会到深夜,街上不断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和拿着各色小旗的游行队伍,到处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事变后不久,父亲即接到省府调令,着免去嘉兴专员、县长职务,改任吴兴专区(今湖州市)专员,不再兼县长。于是那些来自安徽合肥老家被安排在县衙担任大小职务的乡亲们纷纷卷铺盖走人,父亲只带了…     

济南茶行八大家经营习俗调查

在对济南最具代表性的老街巷——芙蓉街的调查过程中,我偶然遇到一个曾经在济南茶行八大家之一的福祥茶庄当过数年伙计的李昌世,老人今年74岁,家住芙蓉街69号,出生于章丘县一个经商世家。爷爷曾任北京瑞蚨祥布行的总经理,父亲也在瑞蚨祥任过职,兄弟也都经营布行。受家庭的影响,刚上了一两年学的李昌世为了逃避给日本人当劳工的命运,经本家爷爷的介绍进入福祥茶庄．那年他才十三岁。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追忆我的爷爷周恩霔先生

<正>1983年1月30日,我的爷爷、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周恩霔先生离世。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平日他称我“蓉蓉”,偶尔称我“小蓉”。除了5岁那年到北京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生活过一年之外,我9岁以前基本上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对爷爷的感情非常深厚。每当我整理爷爷遗留给我的周家家谱、先人的画像,他的书法作品、古籍、照片、信件等资料时,都感到自己走进了爷爷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理解也随着岁月与日俱增。     

艾思奇破格授学历

正我的父亲赵俊义生于1922年,河北定县(现定州市)人,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老人们总喜欢絮絮叨叨过去的事情,那些珍贵的回忆在他涓涓细流般的讲述中又重新闪耀出生动的光辉。父亲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6岁痛失慈母,9岁时我爷爷才凑上钱让他进初小学习,13岁升高小。当时的初小四年制,高小两年制,虽然入学比别的孩子晚,但父亲在校期间表现出了对文字的天然禀赋,作文总拿第一。     

贵阳解放了

1945抗战胜利那年,我父亲的至交友人、医学博士朱懋根先生从美国留洋归来,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委任,到位于市郊湘雅村贵惠路上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接任院长一职。朱先生到任后,手下缺乏得力的办事员,于是就聘请我父亲到他那儿去帮他做事。曾经20来岁就在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做事的我父亲,先是担任朱先生的秘书,后又担任事（总）务科科长和教育出版科科长。     

回忆王才书同志的几件事

王守录的回忆 解放前,我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房住,就借了人家两问房栖身;没地种,我父亲十几岁就开始给地主家当长工。家乡解放后,我家才分得了房和地。此后,我父亲先后在村里、区里、县里和安阳市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从小没上过学,参加工作后才识了几个字,所以文化水平很低。他所写的字,常常是缺胳膊少腿的,只有他自己能认识。     

怀念我的老红军父亲

我的父亲宋云鹤出生在四川旺仓县山区的一个乡村。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父亲的许多长辈在苏维埃政府里工作和任职。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在十一二岁时就组织起一群孩子成立儿童团,并担任儿童团长。父亲于1933年正式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年仅12岁。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红军,父亲说,当时有偶然和必然。     

乔明甫叔叔二三事

像很多老革命家一样,我的父亲也有很多老战友、老同志,他们都令我敬重、爱戴。其中几位我更是像对父亲一样亲近,"老革命叔叔"乔明甫叔叔("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任轻工部副部长)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早已故去,但只要一想起他,我心中就充满了温暖。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很少顾及我的学习     

爷爷的苦难

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父亲的电话把我吵醒,60岁的他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小孩．告诉我爷爷老了。来广州的6年多里,我曾经多次预想这一刻的到来,但接电话的那刻,我却冷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