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

<正>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陶寺遗址作为     

临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聚落群研究

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经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临汾盆地。从整体看,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族团的国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后期的主人是帝尧。     

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199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在陶寺遗址展开了新一轮考古勘探与发掘,于今年春季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20余人先后到考古现场考察、研讨,一致认为新发现的夯土城墙属于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间陶寺文化的城址,这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龙山时代古城址,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试论盛期陶寺文化的和合思想

正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1]。整体而言,     

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

2005年3月~6月,陶寺遗址6座中小型墓葬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玉石器和一件铜器。经初步研究,其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论陶寺古城的发展阶段与性质

本文分析了陶寺古城的发展阶段。通过陶寺小城和陶寺大城的比较,判定陶寺小城为有唐氏之都,陶寺大城为尧舜禹的都城。陶寺晚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为有唐氏遗民所居的村落。     

陶寺居民人类学类型的研究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其发掘工作始于1978年春季。根据遗址主要内涵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初步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性变体,定名为“陶寺类型”。遗址还包括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战国、汉代以及金元时期的遗存。经C14断代校正,“陶寺类型”遗存的年代为B．C．2500—2000年。陶寺墓地位于遗址东南隅,根据目前勘察,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这处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78年秋季开始发掘,至1980年底,已进行了五个季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古城·宫殿·大墓·观象台——唐尧帝都考古新进展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陶寺墓地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陶寺化族属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1984年,王清先生从陶寺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与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相比照,首先提出了陶寺化“很可能     

陶寺墓地彩绘陶器上的鸟纹

彩绘陶为陶寺文化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陶寺遗址墓地中蟠龙纹盘仅见于一类墓,有较复杂图案的彩绘陶仅见于一类墓和二类墓地甲型和乙型墓.目前对于陶寺墓地出土的壶、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复杂纹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提出这些纹饰均为各种形式的鸟纹.这些鸟纹的形态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崧泽文化.陶寺鸟纹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传统,也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影响.     

石峁与陶寺考古发现的初步比较

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两个区域性文化在用玉、彩绘、暴力等文化表象层面有很多相似。石峁和陶寺离黄河干流上最长的一段连续峡谷晋陕峡谷都很近。在龙山时代晚期,两地很可能借助峡谷地带进行过较为密切的远距离互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多个层面。     

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

文章通过对良渚文化的蛇纹与陶寺类型文化龙纹图案的比较,指出它们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从而得出良渚文化曾经北上中原的推论     

Sheep,Cattle, and Specialization: New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aosi Longshan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zoo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ongshan period sites of Taosi and Zhoujiazhuang (ca. 2300–1900 cal. BC)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China. We compare the faunal record at both sites in terms of the proportions of wild and domestic taxa; the slaughter patterns for the main domesticates; the types of bones used to produce utilitarian and decorative bone artifacts; and the types of bones used for ritual oracle bone divin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faunal records at Taosi and Zhoujiazhuang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specialization and early urbanism. Our research also provides clues about how sheep and cattle pastoralism was initially adopted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late 3^rd millennium BC. Copyright © 2015 John Wiley & Sons, Ltd.     

从陶寺城址的考古新发现看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陶寺的墓地、城垣和宫殿、大型观象祭祀基址表明其已经具备王都的规模和规格,比夏朝提前了300年-400年.我国文明形成的要素有城市和宫殿、严格的等级和礼制、祭祀权力的垄断等.其中祭祀权力的作用最重要.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本文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对陶寺遗址出土的74件泥质陶器样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出土于遗址不同功能区的泥质陶器在原材料的使用或制作工艺上存在差异性,这或许表明了不同阶层的人所使用的泥质陶器也是有差别的,已经有了贫富贵贱之分。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民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虞舜的王都与帝都

虞舜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帝”之一。他曾先后建都于蒲坂和平阳,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都,蒲坂为有虞氏古国的王都,平阳则是华夏联盟的帝都。平阳城为尧所筑,虞舜继尧为华夏盟主后,由蒲坂而徙都平阳。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布局合理,从其时代和地望来看,很可能就是尧、舜建都的平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