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李济深将军

一 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实行民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军事进攻。事变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梧州。不久,国民党当局表示欢迎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参加抗战,李济深便偕同徐谦、方振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达南京,当局派李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 7月9日,当局在庐山召集各党派(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各界名流举行谈话会,商讨国事,表示要“准备抵抗”。19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提出了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立场,并强调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抗战到底。”李济深赞许当局的明确态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李必胜救国会（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５月成立于上海,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结束于北京。它曾经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以“七君子”为代表的著名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主战士。在救国会的历史中...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王生杰周志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联络指导义勇军抗战,还是在宣传、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方面,它都发挥了其...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武汉抗战小记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纷纷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抗战的指挥中心。因此,日军积极策划进攻武汉,一方面派飞机对武汉狂轰滥炸,一方面派地面部队进攻。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的轰炸从1938年初就开始了,而且越来越嚣张,对武汉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苏联政府针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行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民族抗战事业,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武汉,和中国空军一道,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1月5日,苏联空军志愿队100多人飞抵武汉,以后陆续派来,先后…     

伪和平救国会与“七七”前后的吴佩孚

成立于武汉的伪和平救国总会1939年10月初,那时武汉还在沦陷期间,作为傀儡政权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也早于4月间即已成立。可是就在这时,汉口汉中街(现为胜利街)二曜小路迤北,却挂出了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和平救国会总会”。这个和平救国会一连占着延庆里街面属于汉中街门牌的143、145、147、149号4栋漂亮楼房。但是排场虽大,出出进进的人却不多。也没有见有腰挂战刀,蓄着东洋胡子的日本军官“莅临指导”。招牌挂出不久,汉口的《大楚报》、《武汉报》都刊出了和平救国会发布会的消息。首先当然是呼吁“和平”,说是中日两国兵连祸结,…     

《华侨动员》与抗战宣传

论文以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华侨动员》刊物为例,从对华侨进行抗战政治动员、号召动员华侨全力援助祖国抗战以及《华侨动员》的宣传策略三个方面,对《华侨动员》刊物的抗战宣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论文认为,《华侨动员》采用恰当的宣传策略,紧紧围绕动员华侨抗战这一中心任务而开展对华侨的抗战宣传工作,全力激发侨胞的抗战责任感与热情,号召动员广大侨胞尽其所能地为抗日贡献力量,对于激励华侨的抗日斗志和推动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起了重要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     

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史料一组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下,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在敌后积极发动妇女从事抗日活动。为促进工作,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在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条件下,努力与统一战线妇女组织和全国性妇女运动领导机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向其汇报工作并寻求工作指导。本组史料为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来往信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状况。     

我所知道的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下）

四、牺盟会与决死队的革命贡献阎锡山抗战前在山西组织过一些政治团体,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旧官僚,思想落后,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阎锡山对梁化之说,要考虑成立个新的组织。自强救国会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宋劭文、杜任之等,就提出组织山西省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意见,阎锡山     

试述我国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民主党派包括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简称乡建派)、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以及抗战中期在上述三党三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因为他们代表了抗日阵营中的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又采取了中间的立场,故又称为中间党派。这些党派,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深明大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主张抗战、团结、民主,为救亡图存,驱逐日寇出中国,各自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作了不懈的努力,是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之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况,变化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政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田汉寻访抗日救亡宣传队旧址

1956年12月9日,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同志来武汉视察,停留了一周,组织上安排我全程陪同。他在武汉进行文化艺术方面调研的同时,还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田汉同志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曾在武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他回忆到:"为了领导和推动伟大的抗战斗争,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到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年12月,中共     

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

抗战勤务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在中共对抗战初期根据地支差工作所存在问题的修正中发展而来的,并在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抗战勤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动员办法和条例,还多措并举进行宣传与动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抗战勤务作出核算,在核算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执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尽善尽美。     

冯玉祥帮老舍渡难关

抗战期间,冯玉祥对老舍的生活和经济给予了大力的援助,使老舍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可以集中精力去进行抗战文艺的创作和组织工作。1937年11月20日,老舍抛妻别子,到达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冯玉祥听说后,便派王向晨前来约请老舍。于是,12月17日老舍便搬到了武昌千户街冯玉祥办事处去居住。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老舍曾满怀深情地在文章中记述——     

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

1938年夏天,抗日战争周年时,我在武汉参加了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训练组组长。史良担任本会的联络委员会主任,沈兹九担任化事业组组长。史良是名律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沈兹九当时是《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救国会女领袖之一。我是怎样被宋美龄罗致到会里的呢？     

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一)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     

抗战时期一所民办的怡如中学

在抗战中诞生 １９３８年５月,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动员鄂豫皖三省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分配党员到这些地区发展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辟敌后游击战场。６月,辛亥老人、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潘恰如带着病躯被派回家乡黄安（今红安）潜伏隐居,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敌后开辟游击战场,在复杂的形势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潘怡如乡居６年,结识了新五师的许多领导人,在对敌斗争中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以统战为已任办起了一所民办中学。 武汉大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拉锯式的相持…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     

冯玉祥在武汉的抗战活动

从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至1938年10月武汉弃守的武汉抗战时期,武汉以其战时首都的地位,不仅成为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而且成为抗日战争发展进程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国抗战史上地位卓然。在这一时期,冯玉祥这位爱国将领、民主斗士,坚持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和国家解放的利益出发,全力投身于武汉抗日救亡热潮,为保卫大武汉鼓与呼,为全民族抗战推波助澜。     

冼星海与武昌抗战歌咏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始终站在这场抗战歌咏运动的前列,为推动武汉和全国的抗战歌咏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许多活动都与武昌有关。培养抗战歌咏力量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冼星海参加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内有金山、王莹、黄自等人),离开上海赴内地宣传抗战,于当年10月初来到武汉,集体住在汉口精武体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