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收藏过的书画

清代满人纳兰性德娴于汉学,颇多才艺。不仅工诗词,而且善书法,通绘画,精鉴赏。他常和一些擅长书画之道的汉族知识分子相聚在通志堂和渌水亭,婆娑古人法书名画,或临摹,或题咏。通志堂是他的藏书室,渌水亭是他的读书处。其收藏甚富,缥湘满架,室罗古今,“拥书数万卷”,亦收有不少名人书画。这些书画至今大多已散失,但也有幸存于世的。笔者现将所能知道的,有关纳兰性德收藏过的一些书画,列目介绍如下:     

渌水亭址考

“渌水亭”是清代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读书和宴客的场所。纳兰性德於康熙十二年(1673)曾抱病写过一部读书笔记,就题名为《渌水亭杂识》。据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考订,渌水亭址应在北京什刹后海北岸纳兰明珠府的西园,即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内。然而,在乾隆嘉庆年间,一度盛传渌水亭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东麓。     

渌水亭——沟通文士与朝廷关系的津梁

渌水亭是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会客室,也是他与友人们日常雅集与举行文酒诗会的场所。 纳兰性德入世之初,对满汉两族、社会世情、未来前景还没有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出身于满洲贵族,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思想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正如他自己所说“德也狂生耳”。他所说的“狂”,既有不受世俗规范的束缚,发展自己的个     

纳兰性德诗赋论二评

满族入关后,产生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学家,不但文学作品数量繁富,而且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建树。他们以方兴之族立足于文坛,用审视的眼光对待传统文论,提出了种种文论观点,丰富了清代文论的内容,纳兰性德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文论著作主要有《原诗》、《赋论》、《原书》、《名家绝句钞序》、《与梁药亭书》、《与韩元少书》等,笔记《渌水亭杂识》中也有不少散论。在此文中,我们选择他的《原诗》和《赋论》略作评介。     

纳兰成德在编辑《通志堂经解》中的作用

署有“纳兰成德校伊”的《通志堂经解》问世以后，在编辑权上存有异议。笔者查考了纳兰成德、徐乾学、朱彝尊等人的著述，认为纳兰成德是辑编《通志堂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担任着该书主编的角色。署“纳兰成德校订”未尝不可。     

辽代迁徙后所置渌州故址考

辽代渌州不在渤海国鸭渌府旧地,已迁往辽东.从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渌州城址应在海、辰两州以西的近海之地.从出土两墓志所见的"辰渌盐院"记载,证明辽辰州(今盖州市)与辽置的渌州合置一个盐院,推断渌州城址应距辰州(今盖州市)不会太远.依定渌州城址的4个必备条件看,将今天大石桥市沟沿镇青城村发现的辽城址定为辽代迁徙后所置的渌州故城址似较合适.     

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

王士禛《分甘馀话》记载,《通志堂经解》书版在康熙年间"收贮内府",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发上谕宣布内府对此书补刊完成。通过胡季堂等人的记载,发现此书版曾存贮于苏州织造局;更鲜为人知的是,《通志堂经解》在内府补刊之前,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三十九(1774)年间,由胡季堂等人出资进行过补刊整理。     

朱熹与武夷山摩崖石刻

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饱满、遒劲,自成一家,不失为书法珍品。同许多文人雅士一样,朱熹也喜欢题壁摩崖,或讴歌山水,或借景抒情,为后世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朱熹的足迹几乎踏遍福建各地,他的摩崖题刻也遍布全省各地,据民国《福建通志》（1938年版,下同）载,     

《广西通志》一批专志近期出版发行

首届新编《广西通志》计划编修88部专志 ,经 1 0多年的辛勤耕耘 ,现已进入全面收获的季节。近期又有一批专志已出版发行。即《广西通志·文化志》、《广西通志·石油、化学工业志》、《广西通志·社会科学志》、《广西通志·岩溶志》、《广西通志·生物志》、《广西通志·建筑材料工业志》、《广西通志·广播电视志》、《广西通志·商业志》、《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目前 ,《广西通志》已出版面世的专志共计有60本。《广西通志·文化志》上溯文化事物、事业之发端 ,下限为 1 985年 (个别事项适当延长 ) ,共设戏剧 ,音乐、舞蹈 ,杂技…     

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     

明代广西省志考

明代广西多次纂修省志,是我国明代方志发展史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明代广西省志现存的有《(嘉靖)广西通志》和《(万历)广西通志》两种.周孟中等在弘治年间所修和张鸣凤等在万历初年所修的广西省志尽管早已亡佚,但其作者和纂修过程仍能确考.《千顷堂书目》、《天一阁书目》等各种方志艺文、藏书目录中有其他六种明代广西省志的著录,但多是误录和孤证,难以确知其真伪.《广西图》、《西事珥》等也为目录书所著录,虽不能被称为广西省志,仍是了解明代广西省情的重要方志著述.     

李秉衡籍贯考

李秉衡,字鉴堂,是清朝光绪时期驰名中外的高级官员之一。《清史稿》、《奉天通志》、《辞海》(1979年版)都认定李秉衡是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证的问题。     

《卫藏通志》作者探究

《卫藏通志》是一部研究西藏历史、政治、文化、风俗的地方志图书.内容多采当时谕旨、奏章、公文档册等珍贵史料,分门别类,内容详核,为研究有关清前期西藏历史提供了大量官方材料.但是有关此书的著则有颇多争论,本文结合《卫藏通志》成书的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出此书是一部治理西藏的地方的官府资料文集,重在揭示《卫藏通志》是一部驻藏大臣集体合力完成的产物,是一部驻藏大臣集体整理的治藏资料集.     

纳兰性德著作考(续)

(五) 词 对纳兰词作全面的搜罗辑刊,已有五次。第一次,康熙三十年(1691),徐乾学刻《通志堂集》,张纯修刻《饮水诗词集》,后称“徐刻本”、“张刻本”。第二次,嘉庆二年(1797),汪元治辑刻《纳兰词》,是为“汪刻本”或“结铁网斋本”。第三次,光绪六年(1880),许增刻《纳兰词》,通称“榆园本”。第四次,陈乃乾辑《通志堂词》,1937年开明书店版,此为“陈本”或“清名家词本”。第五次,冯统辑校《饮水词》,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可称“冯校本”或“天风阁本”。本文先就传世情况作综合的考评,然后就纳兰词是否确为性德之作申以己见。 编定最早的纳兰词集是《侧帽词》和《饮水词》。冯校本的《校读记》说:     

百余专家撰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百余专家撰巨著《中华文化通志》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中华文化通志》编纂工作正在顺利进行。１５０多位当今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专家今天集会广东省花都市,深入研讨如何将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宏大文化工程《中华文化通志》编写成高质量的“传世之作”．预定１９...     

清代岭南的高等学府——广东学海堂

学海堂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年)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倡办的,成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封疆大臣。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嘉庆二十二年奎道光六年,即1817—1826年),还兼任广东巡抚,兼署学政、粤海关总督等职。他重视文教事业,除倡办学海堂外,还设局修志,组织人力重修《广东通志》,于道光二年(1822年)成书,全书共334卷,470多万字,是一部权威性地方文     

浅谈《湖北艺文志》编纂的不足

宣统《湖北通志》是一部反映湖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状况的著述。宣统《湖北通志》的纂修历经三次。宣统三年（1911年）,湖北省成立了湖北通志局,拟续修《湖北通志》。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至民国10年（1921年）,这部172卷本的大型地方志书刊刻问世。它就是后来颇具影响力的宣统《湖北通志》。其总纂先后由张仲圻、杨承禧担任。     

试论曾国荃的方志观

曾国荃担任光绪《湖南通志》的总纂和光绪《山西通志》的总裁,为晚清这两部佳志的问世及方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的方志观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曾国荃热心修志,积极筹建志局开展省通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修志的目的是存文移俗,昭示后来。修志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人才和资金,并把以信以诚,简赡精严作为修志的质量保证,在修志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对曾国荃在方志文化上的成就,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部分专业志主编谈续志

《新疆通志·商业志》主编李新春：本届《新疆通志》设专业志86部,有的已经出版,也有不少单位编撰工作基本完成,志书即将出版,修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续修《新疆通志》应按国民经济类目分编,大体上设50部左右的专志为宜。本届通志属于流通领域的志书就有《商业志》、《物资志》、《粮食志》、《供销合作社志》等五六部,但有的专业如医药商业、水产商业、新华书店图书经销（属文化商品）都未能人志,造成《新疆通志》的空缺和遗漏。下届修志要全面规划,弥补上届的不足。可考虑设一部《商品流通志》或称《城乡贸易志》（不含外贸）,…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