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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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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建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所),由于地处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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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铃铃……”1946年11月28日下午2点半,位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的一幢高达8层、设有350个床位的监狱医院内,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喂,我们这里有一名要犯,突发急病,情况紧急,迅速抢救!”不一会儿,医院里抬进一副军用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日本人.看守人员告诉医院,这是一个要犯,必须尽力抢救.随即监狱医院处于紧急的工作之中.提篮桥监狱医院收进了一个病犯,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原来此人是监狱在押的日本战犯陆军大将冈部直三郎.他1886年生于日本广岛,1905年11月和1915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来又以军事研究生的身份出国留学.1930年他就来到中国,在东北地区残害中国同胞.后来奉调回国,1934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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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营井喜三郎、本田清一先后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当时称刑务所长;日本称监狱为刑务所),不久,他们还从日本调来十余人充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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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体上对提篮桥监狱的去留非常关注,对监狱的历史及其曾经囚禁过的人物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笔者在提篮桥监狱及其同一大院内的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关工作了近40年,这里,对旧提篮桥监狱女监的情况作一简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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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49年7月1日,一辆吉普车从苏州驶往上海提篮桥监狱,车上移押了两名重要的女犯,一名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一名是日本女犯中岛成子。中岛成子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的曾与川岛芳子、南造云子齐名的三个日本女间谍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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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监狱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启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16年以后又陆续进行了扩建和改建,现有主要建筑物为1917年—1935年间建造。提篮桥监狱于1935年定型后,有5层监楼9幢,4层、6层监楼各1幢,还有工场楼(5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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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汉奸。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被捕,同年11月9日,被枪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上。我看到一些有关梁鸿志的书籍文章,引用了《江苏文史资料》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上陈器伯先生所写的《梁鸿志与维新政府》一文的说法:梁鸿志1946年3月2日被捕,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与群奸犹互相唱和,狱外也送诗给他。5月21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决梁鸿志死刑,梁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至11月9日,司法行政部密令高院,在上海监狱内秘密执行。临刑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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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桢在出任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期间,还成功地办理过一件轰动朝野的“茄西亚赌博案”,把一个为非作歹、开轮盘赌的洋恶棍告上法庭,并打入“西牢”(提篮桥监狱)。这是上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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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媒体和报刊刊登过诸如"汪伪第一夫人在提篮桥"、"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文中述及宋庆龄、何香凝得悉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1949年9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晚(9月25日晚上)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复信,终至终身被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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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之后,审判战犯成为了盟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工作。在美军的接管下,东京的巢鸭监狱内收押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数千名日本战犯。虽然其中部分战犯被绳之以法,但是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蜕变,绝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减刑乃至直接释放,而被处刑的日本战犯也被偷偷的搬入靖国神社合祀,这不仅造成了后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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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枪毙过两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总算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因我当时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工作,知道详情,特作如下记述。日本投降后的次年(19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联合组成了“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小组”,先出公文和《调查表》到各省、县,望各地受难同胞及其因日本侵略罪行造成全家灭绝的邻居,将日本战犯的各种侵略罪行填报上来。截至该年四月底止,已收到《调查表)30638件。1946年5月,将调查小组改组为“行政院处理战犯委员会”。到1947年委员会结束时,共收到《调查表》44万多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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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北郊的秦城监狱,是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原是关押重要战犯、特务及大案犯之处,文革中成为“四人帮”迫害干部、知识分子的据点,文革后又成为关押“四人帮”之所在。秦城监狱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见证了时代风云变幻。当年参加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曾在奏城监狱工作3个月,在《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一文中回忆了亲见亲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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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6,(1):81-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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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后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日本战犯。我与这个大恶魔有过一面之缘,那是由于他曾到我家造访我父亲张登云。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