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内债整理案对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继1932年内债整理后的又一次掠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又是一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统一公债发行前夕公债风潮的出现。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债信大打折扣,而且将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恶劣昭示于众。但考诸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整理债务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到的一条减轻财政压力的较好途径。内债整理案的实施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它还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之一;整理案也彻底打破了私营银行业对政府财政的幻想,开始走上疏远政府财政,加强同工商业结合,从而较好发挥银行经济职能的道路。另外,此次整理案是在政府实现了金融垄断,江浙资产阶级已开始沦为政府附庸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也是此次整理案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的最大不同之处。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台湾发行了大量的公债,并利用金融机构进行吸纳,从而制约了台湾经济的发展,掠夺台湾人民,并将台湾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之中。     

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论防区制时期的四川省公债

防区制时期(1920-1934年)是四川省政治、经济和财政状况最为混乱的时期。驻川各军划定防区,就地筹饷,在擅征苛捐杂税、截留中央税款、滥发纸币之余,还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这些公债的发行,一方面助长了军阀间的混战,刺激了四川省金融行业的畸形繁荣;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扼杀了产业资本,最终成为广大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北洋政府时期的将军府及将军名号的封授述论

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为灵活解决全国军官的外放内调,特设将军府,虽明颁《将军府编制令》,但该机关在国家军事政治生活中并不能起到应有作用,只是中央政府笼络大小武人的一种手段。将军名号的封授,并不完全按照军功进行,而是充斥着权力的纠葛纷争。因并无实权,故北洋军政要员对管理将军府事务这一虚职纷纷避让。日形局促中的将军府终在存续十余年后于段祺瑞"执政"时代废止。张作霖为安抚手下,再启将军封授声浪,但已与昔日将军府无大干系。该制度推行未及半载,即随着北洋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结束而无形废止。关于将军府研究,前辈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但或语焉不详,或有"拔高"及不确之处,兹于本文试作梳理。     

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

刘墉是清代中期一个名的清官,又是一个典型的官僚知识分子。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所限研究阙如。刘墉对乾隆朝字狱政策的推波助澜,以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都主要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     

试析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特点

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体上说,它具有妥协性与强硬性交织、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兼具、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的特点.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Shamanic Eroticism in the Jiu ge (Nine Songs) of Early Chin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certain erot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hamans of the early Chinese state of Chu that were intended to attract and seduce an array of spirits thought to inhabit the world of nature. These strategies are analyzed from a collection of songs gathered together under the title of the Jiu ge from the Chuci anthology, and they provide some of the clearest evidences for a tradition of early Chinese southern Chu shamanism. After setting forth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religiou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is shamanism,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and analyzes it in terms of the eroticized gender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spirits upon which this shamanism is centrally based. Because the present author understands shamanism in terms of 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bodiless beings in a séance event, and because these communications are represented as taking place by way of either the shaman journeying to the spirit or the spirit coming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shaman, the final sections of this article analyze each type of séance event separately.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岛夷”还是“鸟夷”--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禹贡篇》商榷

《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其中冀州和扬州之下记载了两处岛夷。《禹贡》的内容被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史记·夏本纪》引用《禹贡》时,冀州作鸟夷,扬州作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禹贡》时,冀州、扬州均作鸟夷。《史记》和《汉书》都是权威著作,遂引起千年争论。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是当今《尚书》学集大成之作,在处理这一千古悬案时,认为冀州之下作鸟夷没错,但是扬州之下应该作岛夷。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根本大局。本文分析了刘先生提出的论据,认为刘先生主张的扬州岛夷说是错误的。     

“扬州书信”所见刘师培《遗书》编纂考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