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象征着国民党在国难危急关头走向"团结统一"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结合当时的舆论,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之凝聚力.中央与西南间之"团结"仅昙花一现,很快又重回到武力解决的旧轨.     

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论略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民主集权制导入其党内政治生活。至1949年退据台湾前,国民党一直在党内和民众组织中倡行民主集权制。本文谨对国民党推行此制的情况、关于此制的解释及相关问题作一探略。一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的基本情况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纪律问题的议案。文件指出: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荣孟     

“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辅以相关档案、报刊资料,尝试跳脱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揭示胡汉民等人在尴尬境遇下的矛盾心情。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述评

1935年 1 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影响。从五全大会开始 ,国民党自 1 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发生了某些变化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亲英美派势力占据上风 ,国内政策也出现了局部的松动 ,国民党在形式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对后来全面抗战的爆发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根据 1 92 9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的规定 ,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两年举行一次。…     

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

1931年的宁粤对峙是国民政府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在停止冲突共赴国难的政治背景下,宁方在粤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让步,蒋介石下野.国民党通过中央政制改革案,强化党权,采用责任内阁制,双方初步和解.宁粤对峙既是个人权力之争,也体现了双方的政治态度.宁粤和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难题,党内冲突继续存在.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院长,实现了个人集权,但未走向独裁政治.通过和解方式建立的政制始终存在着反集权的力量,如民主宪政的政治诉求,它在一定的舆论空间与制度空间内,一直有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与成长的机会.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

1934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曾宣布将召开五全大会并筹备,但不久却又宣布因"剿共"军事延期召开。本文通过新的史料,细辨真伪,揭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才是会议延期的真实原因,且由此分析蒋介石对待党内反对派手法的变化及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特点。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