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门德远东之行述评

拉门德1920年的远东之行首要目的是解决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的满蒙保留案,同时也拟向中国方面宣扬新银行团对华原则。拉门德与日本交涉中的妥协,同在中国竭力宣扬新银行团的“理想主义”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银行团虽是美国扩大对华门户开放的工具,但其只能做到“无为而为”。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

袁世凯攫取政权后,为筹措军政费用,实现“武力统一”,以盐税为担保,于1913年4月26日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借款的条件之一是中国政府必须用洋员襄助整顿改良中国盐务。袁世凯继聘任英国治盐专家丁恩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八款第四条载明:在合同签押后,银行团可应靖政府要求,备款一百万英镑为东三省之用,“由度支部出单,或全数提用、或分次提用”。清政府于5月6日请求银行团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不久,银行团便根据这一申请将这笔款子垫付给清政府。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兰辛——石井协定》评述

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达成了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换文,史称《兰辛——石井协定》。认真研究这一事件,对于了解一战时期列强在远东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对华扩张及其政策冲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对这一协定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述。     

苏军解放内蒙古兴安盟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对德、日最后决战问题,决定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消灭侵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作战日期定在欧洲战区战役结束的两三个月之后。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日军投降前后新四军包围南京战

<正>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趋于最后胜利。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江南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开始了对日伪的反攻作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在南京附近集结重兵,准备以猛烈攻势解放敌伪的统治中心南京城。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红军攻入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大举进攻。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面逐渐凸现。由此．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日本现任主要领导人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日美两国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日本还在教科书问题上．在东海油气田开采、专署经济区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企图逼中国让步,并公开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复杂局面。此外,日本企图在未解决历史问题之前急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     

浅析交通银行本票

2008年3月4日是交通银行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这家大银行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已渐趋衰落,而英、美、日、德、法、俄等国银行已在中国沿海城市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并通过借款给清政府,获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胡适假传“圣旨”争取美国贷款

1938年10月6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早在10月4日,陈光甫（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1938年9月前往美国进行战时第一次借款）同美国财长摩根索就借款问题正式谈判。由于摩根索对陈光甫的信任,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广东中国银行特别券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     

驻旅顺苏联红军提前撤退内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辽东半岛的旅顺口,仍然驻守着一支外国军队,那就是苏联红军远东后贝加尔第三十九集团军。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有关协定,中国的旅顺港口暂由苏中双方共同使用30年。1955年5月27日,这支苏联红军突然全部撤出了旅顺口,比协议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0年。这是为什么？“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近百年来,列强曾先后染指这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这是三个大国的一次秘密交易,它们背着中国允诺苏…     

日本币原对华外交与郭松龄事件

日本对华外交在一战后历经调整,1924年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提出以对华“不干涉”、重视与国际(主要是英美)协调和重视经济利益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而于次年中国东北发生针对张作霖的郭松龄事件,币原外交受到挑战,结果郭松龄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强力干涉,功败垂成。在郭松龄事件上,无论币原或军部的立场都较第二次直奉战争为强硬。币原本人所主张的绝对不干涉主义在此并未始终执行,而是顺从了军部、财阀、舆论的一致主张的出兵干涉。     

历史时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尚有一定的灵活性,其对华政策是在选择敌视与非敌视之间徘徊,因而不属于遏制范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并打败侵朝美军,导致美重新评估中苏关系性质及中国的实力,美开始视中国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选择了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约在1950年12月初至1951年1月中,主要通过这一时期美国要员的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政策决议等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