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清代至民初的江苏分省运动

<正>政区变动是国家政治谋略和地方行政治理的缩影。有清一代直到民国初年,江苏政区一直在调整。不论是清初的江南分省,还是光绪年间的苏淮分省,或是延续民国初年的江北改省运动,都体现出国家对江苏地区的重视。本文从国家解决苏常地区征缴效率问题切入,借助清季及民初的地方对设置职官的讨论和中央对职官调整,理清从江南分省、苏淮分省与江北改省运动的演变过程。一、财政职权重合导致清初江南分省清顺治二年(1645),清朝消灭南明弘光政权、攻占南京后,     

安徽建省考析

自1988年以来,《安徽建省考》(刊《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的作者先后撰写了几篇论文,否定传统的康熙六年(1667)江南分省(即苏、皖建省)说,力主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分省。其主要论点和论据是:1、康熙六年说“只有年分,没有月、日,没有交待持论的凭据,不具备一个科学判断所必具的要素。”2、清初作为地方一级政区构“省”和“布政使司”,是两个     

贵阳地名源流

贵阳地名历史悠久,从现有记载看是在贵州之后。贵阳地名是因城邑在贵山之南得名,牛成于因正式行政区划得钙贵州之前。贵阳的行政建制,约始于春秋战吲时期。贵州是朝廷在这个地方设置州郡行政区划时,取原著民所称地名“贵阳”首字来命名的。此外,贵州名还有源于“鬼方”、“矩州”、“贵竹”等诸说。从这座城市官方名称演变的情况看,贵州成为省级行政区划后,启用原地名“贵阳”作为后来的府、县名称,则顺理成章。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社区性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践与作用——以厦门龙源宫的“文物化”过程为例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开展以来便是一种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国家行为,而完全国家化的保护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遗产”具有私人性和主位性,就文化遗产而言,地方性人群共同体是其原初主体。这决定了我国遗产保护理念和管理体制须向社会化方向转变,充分动员公众与民间组织介入遗产保护。厦门一个“城中村”宫庙理事会为村庙龙源宫申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实践,折射出现阶段我国社区性组织在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反映了遗产保护社会化过程存在的问题。     

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

学界依据乾隆以后的史料,一般认为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各省的职官分置是清代15省演变成18省的时间点。但乾隆以前的史料并没有确认顺治、康熙时期的职官分置就是建省,而仅仅作为职官演变的普通事件加以记载。直到乾隆中期,随着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甘肃等作为省名大量使用,各类官修史书才开始构建江南、湖广、陕甘分省的标准和时间。由于清廷没有省制的统一标准,故史书构建的分省标准有很多异同,彰显出清人对“省”的认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的过程。清代这种分省模式能为我们今后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有益的参考。     

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清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李朝由明朝的藩属国正式变为清朝的藩属国。这一转变形式上看似简单,但就李朝的思想观念而言,却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痛苦磨合过程。其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反清复明”的“北伐论”到“力学中国”的“北学论”的转变。本文对李朝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普京：从顽皮小子到大国领袖

从一名顽皮小子成长为一个大国总统,普京经历的人生风浪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大概有三个关键时刻：一是由街头“问题少年”转变为“少先队员”;一是中学毕业后选择进入克格勃;一是被叶利钦慧眼识珠。这关键的三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本文从清宫和内阁档案入手,探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其发端就是乾隆晚期官方编撰的一系列志书、政书;"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应用宽泛的通称,因此清代的官方文件中存着多个"十八省"体系外的省,并且省下有省。另外,本文还揭示了"统部"的真实含义。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寻迹西湖 西湖的历史云山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老城区的西部因此而得"西湖"之名,自东汉西湖形成以后的近四百年间,钱塘县不断生聚.扩展,至6世纪,杭州诞生。隋代江南运河的开凿,杭州城成为运河的终点,就此一跃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并迅速发展。"西湖"之名,大概始于隋代,至唐代已被频繁使用,也是从这个时候,杭州开始迅速发展。至唐代李泌开凿六井,引西湖淡水润泽杭州城里的千家万户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同时,杭州城的不断发展兴盛也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西湖,从一个大海湾,到一个泻湖,在不断地淤积疏浚过程中,最终成为一个风景湖泊。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一部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这其中贯穿了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精神和理念,体现了西湖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清代湖广分省与清代省制的变化息息相关,分省标准和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从湖广左、右布政使司分驻到改名,再到分闱,巡抚改名,湖广分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乾隆中后期,地方志与中央官修史书开始重新构建湖北、湖南两省形成的标准和时间。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时间不能简单地以某个时间点来断定。     

雪泥鸿爪透傲骨 钱南园书艺漫谈

钱南园,名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辛卯进士,当过御史,任过湖南学政,生于1740年,卒于1795年,在他56年的生涯中,不仅从政为官,官至通政司副使、御使,而且酷爱书法艺术。他学颜真卿书,能入室升堂,得其神髓,波磔不苟,根茎深厚。     

廪君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地名新解

古代文献记载廪君巴人发源于"武落钟离山"。当代学者对"武落钟离山"这个历史地名的解释差异比较大,有的认为它是"武落山"、"钟离山"二山的合称,有的认为它的本名是"落钟山",有的认为它在湖北清江流域,有的认为它在重庆大宁河流域。实际上,"武落钟离山"本名"武陵钟离山","武落"为"武陵"传写之误,"武陵"即武陵郡。"武陵钟离山"去掉郡名"武陵",就叫做"钟离山"。这表明廪君巴人的发源地是在清江(夷水)流域而非大宁河流域。     

宋代施渚镇考

宋代施渚镇位于今湖州市埭溪镇。其地名变化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唐时叫做上强,宋元时名为施渚,明清时更名埭溪。施渚镇位于连接湖州与杭州的陆路交通要道上,故北宋在此设税场征收商税。南宋时,江南运河交通地位愈发重要,施渚镇所在陆路通道之地位下降,导致该镇及税场被废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在此兴起埭溪市,最终成长为镇。施渚镇之兴衰是其所在地区交通格局及商业格局之变迁的反映。     

说甲骨卜辞中的“伯■”

多数专家都将商末小臣墙刻辞中的"白■"理解为"白麟"。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先秦古文字的特点,是有问题的。其实,小臣墙刻辞中的"白■"就是伯■,是■族之伯。其得名与■地有关。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