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澉水志汇编》点校本出版

2022年6月,海盐县史志研究室整理点校的《澉水志汇编》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是中国现存最早镇志的诞生地,自南宋至民国,澉浦凡五修镇志,分别是南宋常棠《澉水志》、明代董穀《续澉水志》、清代吴为龙《再续澉水志》和方溶《澉水新志》、民国程煦元《澉志补录》。其中《再续澉水志》早佚,另外4种志书收录于民国24年(1935)铅印本《澉水志汇编》,现藏海盐县档案馆。《澉水志汇编》既是澉浦志书的集成之作.     

《景定建康志》的二重体例特征和学术价值

<正>南宋《景定建康志》（以下简称《建康志》）为南京现存最早志书，也是宋代名志。建康府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改江宁府而置，其辖境相当于今南京市。此志系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二年（1261）成书。此前学界对于《建康志》多有研究，但研究者皆仅把《建康志》视为郡府志，故所得研究结果皆为《建康志》作为郡府志的一些体例特征、学术价值等。以辩证观点去审视，《建康志》不仅是一部郡府志，而且还是一部都城志，笔者认为《建康志》兼有郡府志和都城志的二重体例特征和学术价值。     

广东贡院始建时间及修建考辨

学界对广东贡院始建时间颇有争议,有宋代说、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说、南宋淳祐年间说、南宋淳祐七年(1247)说、南宋淳祐十年说、明宣德元年(1426)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说等7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大德《南海志》记载广东贡院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明清时期万历《广东通志》、清康熙《广州府志》等方志在纂修过程中对大德《南海志》中广东贡院记述多有删减或误载,这是造成广东贡院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广东贡院未建或废圮之时,广东乡试常寓于佛庐,无固定之所。现在所言广东贡院多指清代所建贡院,忽视了广东贡院在南宋有6次、明代有7次的兴建、扩建、修葺等过程。     

二轮修志要写好篇章下的无题概述

地方志设无题概述由来已久,南宋《三山志》《新安志》《临安志》的有些门类就使用过,明清方志使用更多,名目有无题的、有称“引”的、有称“叙”的,多为介绍主旨、说明内容、考镜源流、辨明学术,等等。     

《大金国志》与宇文懋昭其人

《大金国志》题为宇文懋昭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宇文懋昭是否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其人是否存在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本文从确立宇文懋昭与《大金国志》的撰述关系,审视其金朝遗民的文化背景及其作为南宋臣民所具有的写作条件、动机等入手,推断宇文懋昭为《大金国志》的第一作者。     

《大金国志》与宇文懋昭其人

《大金国志》题为宇文懋昭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宇文懋昭是否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其人是否存在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本文从确立宇文懋昭与《大金国志》的撰述关系,审视其金朝遗民的文化背景及其作为南宋臣民所具有的写作奈件、动机等入手,推断宇文懋昭为《大金国志》的第一作者。     

宋代馆阁藏书佚著《蓬山志》辑考

有宋一代国家藏书事业极为兴盛,其国家藏书之地统称为馆阁.宋代有关馆阁藏书著作主要有五部,北宋有二部:宋匪躬的<馆阁录>、罗畸的<蓬山志>;南宋有三部:程俱的<麟台故事>、陈骙的<南宋馆阁录>、不撰人的<南宋馆阁续录>.     

浅析“澉水志四种”及其对当代乡镇志编纂的启示

我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南宋常棠《澉水志》诞生在浙江海盐澉浦镇。澉浦镇历史上曾六度编修镇志,五部旧志中有四部保存完好,且分属宋、明、清、民国,为今人研究乡镇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文对现存澉浦四部旧志进行初步研究,提出澉浦镇志能够代有编纂,主要得益于常棠《澉水志》的垂范、澉镇官宦士绅的推动和崇文重学的地方文化氛围的支撑。并简要归纳“澉水志四种”对当代乡镇志编纂的启示。     

南宋《乾道建康志》小考

南宋《乾道建康志》是一部早已佚失的南京古代方志,但我们却可以从现存的方志和方志论著中了解和整理有关这部方志的信息。文章对该志的编纂时间、著者生平、卷数、以及与其他古方志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考述,对南京古方志的研究或有一些裨益。     

郦学札记（十一）

郦学札记（十一）陈桥驿苏州郦学家南宋范成大在其所纂《吴郡志》的《杂志》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句话后来被群众通俗化,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明从南宋开始,苏州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扶摇直上。南宋以来,历明、清二代,苏州的行政区划是非常稳...     

《后西游记》与晚明文人价值观的变化趋势

《后西游记》是《西游记》续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虽然沿袭了神魔小说的题材,但是它却和现实贴得很近。作者利用西游故事传达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代表着晚明文人的价值观。小说抨击虚伪道德．否定救世的可能性,价值观的最终走向是消极的,而经济发展、社会风气以及思想界的活跃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宅兹中国:周人确定“地中”的地理和文化依据

"中国"称谓的形成,当与"地中"(即所谓"天下的中心")这个表述地理方位的概念有关。周代"天下"的范围大致南起广东番禺、北至内蒙阴山、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渭源,而登封告成恰为其中。这就是周公通过"夏至正午,表长八尺,景尺有五寸"得到的结果,以此判定"地中"的思路是科学的,得到的结果也是可信的。对于"中"的重视来自文王及夏商时期"建中于民"的理念。上古时代形成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的诸子百家,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核心。     

Speaking the Truth to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cy

Abstract

Instead of focusing on what characteristics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realities of the presidency. Those realities consistently reflect a system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maintaining the ruling elite's contr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is country. Persons committ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Gospel, especially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must name, confront and resist thos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realities. This truth-telling can take many forms, such as life in community with the poor, public speaking, preaching, writing, demonstration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some involvement in electoral politics. All of these will be informed by a realism that struggles faithfully without placing undue hope on presidential politics.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试论中庸之道的理论品质和文化价值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已经深深渗透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中,成为普遍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都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中庸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合理加以运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不应回避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