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博物馆”平台的组织采纳影响因素研究——以“文物山东”平台为例

为了推进各文博机构对"互联网+博物馆"平台的采纳进程,识别"互联网+博物馆"的组织采纳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需要从互联网技术、博物馆组织、外部环境与制度等维度,探索影响"互联网+博物馆"组织被采纳的推动因素与抑制因素。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与双因素理论,对"文物山东"平台建设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多功能性、网络效应、易用性、安全性、组织惰性、政府重视与政策规划、预算资金、顶层设计与标准、文博行业事业发展、公众需求、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是影响"互联网+博物馆"采纳的关键因素,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可靠的政策规制、标准来指导"互联网+博物馆"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对新兴技术创新模式的技术安全疑虑,并制定相关绩效考核体系、建立规范来减轻组织惰性带来的抵触作用,进而推进博物馆的"互联网+"战略。     

新形势下博物馆“线上展览”模式的传播与构建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博物馆原有的展出和教育格局,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文化”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疫情的持续,线上展览已经是博物馆文化展出的唯一途径。国内数千家博物馆的两千多项网上展览,以其多样化的内容和新颖的手段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和欢迎。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民覆盖以及汹涌的文化消费潮的到来,我国文化相关部门几年间陆续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鼓励虚拟博物馆的建设,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展陈数据库。由此,线上展览方兴未艾,不仅是博物馆数字化程度的“标配”,更是博物馆发展的风向标。     

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文物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趋势探讨

文物资源管理对于博物馆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文物资源的管理呈现新方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促使其转入新的发展方向,更加智慧化、智能化。国内外博物馆已开始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管理、文物展示、保护修复、鉴定、咨询方面的实际应用,用于提高博物馆文物资源利用率,提升"人——文物——数据——机"互动性,改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深化文物管理领域。在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热潮中,博物馆应加强与AI的深度融合。     

“互联网+”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创新策略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作为文创产业中的基础部分,对促进博物馆文化传播和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创新策略进行了探讨,对其文创产品营销创新策略及营销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旨在为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提供参考。     

“互联网思维”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映射

"互联网思维"的实质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和反馈效能急剧加速,以及个体人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博物馆是一种综合媒介,在信息交流虚拟化的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融入式泛众传播的普及。博物馆观众参与到博物馆信息传播过程中,成为信息的加工者、制造者和传播者。在"互联网思维"下,未来博物馆应该考虑博物馆外广大人群的信息需求和参与方式,重视"体验感"的塑造,并且博物馆将多元化发展,面向小众的展示将趋于活跃,更要关心互联网的虚拟流量。但在互联网语境下博物馆更应该回归简洁,追求极致。     

二维码技术及其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探析

<正>今天,科技智能充斥着整个世界,新媒体技术以及移动通讯技术的迅捷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挑战着博物馆宣教服务的传统模式。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无线网络、手机应用以及相关应用程序的空前发展,促使博物馆在教育、传播、服务、互动以及所有与公众相关的领域尝试新的探索,这将使无论是任何人(已在博物馆参     

数字化在博物馆事业中的展望

我国博物馆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计算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互联网已成为展示、传递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博物馆作为科学教育的基地应该实现数字化, 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起网上博物馆。国外一些博物馆已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经验,我国正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将博物馆的收藏、陈列、研究、教育、娱乐等功能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使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及其相关信息展现在广阔的社会文化中,探索21世纪博物馆发展的新道路。     

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理念的几点思考

新时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将面临更多、更新的挑战。博物馆要做到与时俱进,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思路,从理念上谋求创新。在策展理念上,深层次提升区域间博物馆合作办展水平,加强博物馆策划主题性原创展览的能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策展理念的拓展和更新;在社教理念上,采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丰富服务方式,并且要运用新媒体等手段宣传和讲解;在文物保护理念上,应更多地运用预防性保护系统提供的数据信息,适当采用数字化手段,但应警惕"饥饿营销"式的文物展出;在藏品征集上,博物馆应更加重视征集对博物馆未来展示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的当今时代的纪念物。     

以兴趣度为导向的“互联网+”博物馆展示与保护工作的优化与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联系都愈加紧密。在"互联网+"的时代,一些传统的、在以往看来与互联网并无交集的行业也在这股浪潮的刺激下产生了新的活力。本文以"兴趣度"这一指标为导向,通过对数字化智慧博物馆的现状分析入手,在保留博物馆自身优点的前提下,提出优化博物馆展示与保护工作的思路,以期在"互联网+"时代更好的利用数据信息优势使博物馆发挥自身的公众教育机能,以促进博物馆的发展。     

浅谈博物馆讲解工作的方式与技巧

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的普及运用,使得人们受教育的途径从单一趋向多元化。承担着社会民众教育功能的博物馆显得尤为重要。博物馆讲解员被誉为"拿时光隧道钥匙的人",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播者。如何提高博物馆讲解服务品质、不断加强和改善讲解人员的培训方向,是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所面临的新的课题。本文主要就博物馆讲解工作的方式和技巧进行简单阐述。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