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参与性结构对比研究:以加拿大上比沃斯和中国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在新博物馆学理念下开展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它意图弥补传统博物馆在公众关系上的不足,鼓励社区民众的民主参与。加拿大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和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各自国情、民情差异悬殊,其形式也迥异。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以博物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力图通过民众广泛的参与来促进社区的发展,但其过于分散的权力分配和专家的权威性也导致了"虚假参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因处于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文化保护,博物馆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相关,而民众参与受到很大限制。中国生态博物馆与西方立足于服务社区的民主自治模式有较大差异,中国生态博物馆需要重视民众参与,建立中国式参与性结构。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中国经验与学术性批判反思

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一场博物馆运动,践行文化遗产的在地化、整体性与主体性保护,以兼容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为使命.在国际范围内,生态(社区)博物馆仍然存在着争议,可视化生产与参观性使得博物馆社区成为"被参观的对象",文化赋权被讥讽为"形式主义".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类型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试验或方向?文化赋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如何理解?所谓的"安吉模式"是"摊大饼"吗?这些问题和议题,需要给出学术性的批判与反思.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与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之异同研究

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旨在打破传统博物馆空间的束缚,将社区内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进行整体、活态的保护,以促进文化认同和社区发展。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部分生态博物馆在建设目的、资金投入、运营管理等方面出现了问题,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实践背离了其宗旨,失去了其本征价值和意义。本文对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进行对比分析,从其共性和差异方面探讨中国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的现在与未来

中国引入了生态博物馆概念之后,开辟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展示的新模式,并逐渐辐射到以特定社区为空间载体的“族群”文化保护中。事实上,生态博物馆在各地的建设,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总的方针是：兼顾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培田古村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构想

生态博物馆已成为保护社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一种新形式,其效果在国际国内多年实践中已得到验证。本文将生态博物馆的定义、理念和原则与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的现状进行比较与结合,分析了培田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性,继而从外部环境因素、政策环境因素和自身人文环境因素三方面论证了其可行性,最后提出在生态博物馆框架下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双赢的建设思路。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建设—巩固—继续建设—继续巩固"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始终把培养村民的主导意识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生态博物馆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反思

生态博物馆概念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而作为一种运动起源于西方后工业化反思对传统博物馆的改革,中国移植的主要是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模式的运用。但是,村落是一个主体生产单位,在现代化背景下,特定保护对象却往往被文化产业化开发,变成了特定文化产品的生产。这个过程中,村落从过去的生产自足过渡到非自足,形成了新的生产特征。但是,西方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一般采取实证主义路线,以原貌的原地性文化客体(实体)视角谋求所谓的保护和保存,与村落的主体性质和再生产性相悖,因而在实践上存在限度。中国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应深入分析生态博物馆理论的特征和不足,从村落作为生产单位及其主体利益出发,建立适合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生产性支持体系。     

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代表,以其突破传统博物馆窠臼的实验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尽管两者与传统博物馆之间的差异在理论上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但对于两者之间相互区别的比较研究却极少,因而出现了一些学者将两者的概念彼此混同的现象。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前者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整体保护,概念范围包含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两层内涵;而后者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着力关心和解决当下社区的现实问题,很少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其概念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活态性、原真性和民主性是两者的共性。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特征,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予以综合探讨,既关乎学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实践问题。从时间性上来说,应尊重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贴近民众当下生活,在当代生活时间中维护传统的连续性;从空间性上而言,应基于文化空间的完整性、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而划定合理边界,并鼓励在维护文化特色的同时促进交流互鉴。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是人,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建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自然人文空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身关系的构建。     

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教育——记英国乡土建筑露天博物馆

露天博物馆在西方已有将近150年的历史,在难以对乡土聚落进行原址保护、整体保护的情况下,露天博物馆是保护乡土文化遗产、进行民众文化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英国,这些露天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不仅仅是乡土建筑,还包括这些建筑中的行为习俗以及所在地域的文化。这些露天博物馆的设立,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打造区域的纪念性地标或文化符号,也不是为了强调和彰显自身地位、输出价值观,甚至也没有强烈的吸引外来游客的意图,而是侧重于保护、研究和教育。     

社区博物馆博物馆发展的新视野

2011年8月23日在福建福州召开的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5个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分别是渐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福建省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和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此举将“生态（社区）博物馆”这个崭新的概念带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