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地区两汉时期白陶器初步研究

白陶在辽宁地区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在两汉时期,并且突然出现,迅速消亡。主要从时空分布、型式演变以及相关问题三方面对辽宁地区两汉时期的白陶器进行初步的分析。辽宁地区汉墓中的白陶器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东汉中晚期最为发达,其种类主要有瓮、罐、壶、扁壶及钵五种。瓮的数量为大宗,种类也最为丰富,其密封及摆放也较为讲究。通过与山东地区汉墓材料的对比,推测辽宁地区汉墓中的白陶器最早由山东地区经海路传入辽宁地区,并最终扩散开来。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的特点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地位之高、范围之广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通过对内附胡人资料的梳理分析可知,两汉时期胡人内附呈现出已被迫内附为主、内附总体规模较大、内附胡人具有反复性等特点。     

松嫩平原战国两汉时期文化遗存研究

本文根据江河流域将松嫩平原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区分出各区的文化遗存的类型,探讨同一区域内文化遗存、不同区域内文化遗存关系及松嫩平原诸文化遗存与周邻地区考古文化遗存的关系.考察各区诸文化遗存的渊源及成因,验证出按江河流域划分的自然地理区与按文化遗存的渊源关系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区是基本吻合的.并根据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松嫩平原是面向太平洋和面向欧亚大陆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嫩江中下游地区的西部文化系统是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部文化系统是面向太平洋的板块.东、西两大系统在松嫩平原并立存在,相互交往和影响,不断冲突和纠葛,在不同时段内,彼此进退、消长,构成了战国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     

两汉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与政治

历史与现实有紧密的联系。汉代史家关注着治乱兴衰。统治者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 ,往往在历史思考的基础上决定施政方针。从西汉政权初建到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 ,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 ,确定封建政权指导思想 ,到东汉光武帝在天下扰攘之后重建统治秩序 ,我们都看到历史思考的特殊作用。     

古代灯具撷英

我国古代灯具,源远流长,造型别致,设计新颖,种类繁多,材质广泛,大致分为铜、陶、瓷、铁、锡、金银、玻璃、木头、石头等。灯的发明与火密切相关,人类发现和保存火是灯具发明的前提。夏商周时期,照明用的是一种"烛",类似一种火把。我国最早的灯,可能源自陶豆。     

内蒙古中南部先秦两汉时期人地关系的考古学观察——以浑河下游区域性考古调查资料出发

内蒙古中南部地处我国农牧交错地带的中段,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对气候变化反映明显.我们从内蒙古中南部浑河下游区域性考古调查资料出发,对仰韶文化早期至两汉时期的遗址数量、规模、海拔高度和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借以探讨这一地区的人地关系.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略论两汉时期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

匈奴首领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尊"意识.冒顿单于、老上单干和军臣单干的"自尊"意识最为强烈,尤其是冒顿单干几乎达到了惟我独尊、惟我独大的地步;军臣单干、伊稚斜单于和鸟维单于继续保持着较强的"自尊"意识.王莽建立新朝后,匈奴首领重新恢复了"自尊"意识,其单于的"复尊我"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东汉刚建立时,匈奴首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强化了"自尊"意识,其单干"尊事我"的诉求就颇具深意.但是,随着单于舆的去世,新继立的单于又很快就削弱了他们的"自尊"意识,尤其是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之后,其单于的"自尊"意识越来越淡.     

“两汉、南北朝时期钱范与相关铸钱工艺研究”课题通过验收

该项目是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课题,由上海博物馆承担,于2007年11月通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课题组经过3年研究,考察分析了上海博物馆馆藏钱范,选择河南和陕西等地的铸钱遗址进行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以先秦、两     

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墓葬(祠堂、石阙)的建筑材料,是雕刻和绘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全国共出土汉画像石六干余块,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陕北等地。汉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汉代民俗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本文主要根据汉画像石资料对汉代辟邪风俗作一初步探讨。     

兩漢封君封號考論

兩漢封君封號甚衆,然大别之可分爲王、侯、君、公主四種類型。封號的來源主要是以封地命號、以功績命號、以民族關係命號、以紹封繼絶命號和以情緒意義命號。同一個封君,在不同的時期封號可以改换,而同一個封號,在不同時期也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轉移。封號的類别、應用、改换和轉移都是封君制内涵的體現,作爲社會文化的産物,它還生動地表現了兩漢思想、觀念、習俗、傳統上的很多特徵,是了解和認識漢代社會的重要依據。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陕西眉县成山宫遗址试掘简报

眉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位于北纬34度,东经108度之间,与扶风、岐山、太白、周至四县相邻。西(安)宝(鸡)高速公路,陇海铁路穿越县境。渭水自西而东蜿蜒,分县境为南北两部,北部是渭北旱原,地势较为平坦;南部有秦岭山脉横亘,宛若屏障,从秦岭脚下向北,为呈东西向的带状黄土台原区,原面平     

满城汉墓出土之灯具研究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中共出土了铜灯20件,本文从造型、铭文、工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逐一探讨介绍,并就其功能、结构、造型及装饰艺术等分析了这批灯具的主要特色与突出成就。     

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

两汉时期的谱牒学在谱学发展史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本文认为论述家族姓氏起源及发展的论著和论述帝王世系的史表同样是谱学著作。因此,《史记》等史书中的各类史表,以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的诸多论著便一同构成了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内容,且相当丰富多彩。     

同云霞媲美 与日月争辉——百年来考古发现的汉代刺绣（下）

四．刺绣品种 汉墓出土折绣品多达数百件,根据针法、绣地、花纹以及着色的不同,绣品有数十个品种,现将其中的主要品种简介如下：     

同云霞媲美 与日月争辉 百年来考古发现的汉代刺绣（上）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最繁荣的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空前富裕,国家空前强盛,是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汉代的丝绸工业,尤其是刺绣工艺。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

北地傅氏家族是汉末至西晋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东汉时北地郡遭受羌胡侵逼。郡境迁移,人民流散。为了谋求较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傅成子孙徙居清河。永嘉之乱后,傅氏家族的两支先后渡江南迁。傅氏家族的化面貌表现为明显的北方大族特征,在家风方面,重视宗法血缘关系,讲究孝道,注重事功而勤于政事。其学风与家风互相渗透和融合,表现出保守趋向。当汉魏易代之际,傅干从舆论宣传方面强烈谴责曹操的篡代行径,他本人也以身殉道;而在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夺国的过程中,傅嘏和傅玄自觉地加入到司马氏阵营。傅氏家族的活动表明,在前后两次皇权转换的过程中,大族势力的政治动向及其所起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