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下)

二在５０年代末,中国外交所遇到的挑战不光是对日工作的困厄,而且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从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内外政策等诸方面出现原则性分歧。苏共突然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必然给长期尊称斯大林...     

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上)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进行了改革。史称此次改革为战后改革。对这次改革,日本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十年代,日本史学界一般地否定或者低估战后改革的历史意义,侧重于揭露改革的局     

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李鸿章“西游记”(上)

正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晚清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在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时,却几乎无日不对外交涉。清政府于是乎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     

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上)

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上）〔日〕金子修一一、前言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始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刻反省。十九世纪以后,欧美视中国为“停滞的中国”。战前日本原样接受了欧美的这种中国观,并以此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根据之一。所以,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战...     

“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2000年9月28日在京联合召开“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台湾、南京、天津、唐山和美国、日本等地的学和战争亲历60余人参加了会议。     

试论日本“战后体制”的构造(1945~1952)

日本"战后体制"包括内外两层,内层是以战后日本宪法为依据构建起来的和平体制与民主体制;外层是以《旧金山对日和约》为核心构筑的亚太地区国际体制。一方面,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将日本"战后体制"纳入战后美国的"主权"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为阻遏共产主义发展,美国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战后体制"成为其冷战体制的重要构件。日本出于维护"国体"、恢复国内经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回归国际社会、逃避战争责任等考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了"战后体制"的构建。日本"战后体制"保障了战后初期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但其冷战功能则造成了亚洲的分裂,并阻碍着日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亚洲新秩序的结构性障碍。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雨”小考(上)

<正>王鍈《唐宋筆記語辭匯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之《語辭備考録》收録了"",並附書證及説明:《明皇雜録》卷上:"及玄宗即位,每京師雨,必虔誠祈禱。"又《太平廣記》卷四〇二《鬻餅胡》:"生因説之,胡乃泣曰:‘此是某鄉人也,本約同問此物。來時海上遇風,流轉數國,故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尋,不意已死。’"按""字不見於《説文》,《辭源》新版257頁""字條音qiān,釋云:"同愆,罪過。"與上例似不榫合。《明皇雜録》一則文例,據《基本古籍庫》檢守山閣叢書本,"雨"前字作     

“諸布”考(上)

<正>漢代雍地諸小規模祠祀,疑問頗多,尤以"諸布"所指最爲令人費解。據《史記·封禪書》:"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司馬貞《索隱》引《爾雅》"祭星曰布"認爲"諸布"是祭星之處,章炳麟認爲"諸布"等爲"八蠟之神",田天考證後認爲兩説均難以成立(《春秋戰國秦     

“敦煌痴人”常书鸿(上)

他,自小接受美术熏陶,远赴法国学习绘画,却于自己在巴黎美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艺术新星之时,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回到祖国;他,在战乱之中艰难辗转到达敦煌,忍受孤灯苦寒的寂寞,将大好年华都献给了大漠戈壁;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中。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上)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是美国中西部学派的创始人,他创立的“边疆学说”不仅对美国史学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制订也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特纳的“边疆学说”中贯串了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宣告美国之向新领土扩张乃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随着美国的进一步扩张,美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CSSCI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四十八“小台湾”(上)

台湾来客１９５０年６月的一天。午后的太阳 ,晒得四十八四周的石山冒出一片淡淡的灼人的青霭。一个头戴窄边草帽 ,身穿黑色衫裤的中年人 ,迈着快捷的步伐 ,沿着崎岖的牛道 ,走上一道山坳。他身后 ,跟着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佣人打扮 ,右手提着一只漆黑发亮的小皮箱。中年人在坳顶的一棵树下停步 ,指着山下的几间瓦屋问 :“就是那个村子吗？”年轻佣人道 :“就是。”他的话刚落音 ,乱石背后忽地冲出两个人来 ,用枪对着中年人喝一声 :“站住 ,干什么的？”年轻佣人忙上前拨开枪 ,说 :“休得无礼 ,这是老爷家的五叔爷 ,专程来找老爷的呀。”…     

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纪事(上)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宣布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民有站在世界科技进步前列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我们要始终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埋头苦干,迎头追赶,努力使我国的科技事业继续实现新的飞跃.     

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上)

在中西方,文化景观概念的形成均经历了长时期的积淀,各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西方各国经过19世纪工业文明后的深化认识与研究,特别是20世纪中叶对环境的关注,至20世纪下半叶将之提升为文化景观理念,并于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我国的文化景观研究则于20世纪得益于近代地理学,区域社会与历史文化,区域考古学、环境考古学与景观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国际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的推动下,逐步完善了文化景观及文化景观遗产的理念。进入21世纪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逐渐达成国际共识并在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而《西安宣言》、"杭州论坛"及我国文化景观遗产的申报潜力,则分别标志和预示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重大贡献和突破。     

重新评析明清“海盗”(上)

明清两代,东南沿海广阔的海疆海隅,出现了官方称之为“海盗”的庞大武装集团。这“海盗”,并非那种凭轻舟快艇,剪径海路,专一图财害命、杀人越货的暴客强徒,而是蔑视王法,与朝廷作对,足以令沿海各省封疆守上大吏乃至高踞金銮殿上的帝王们谈虎色变、梦魔频生的海上武装船队。其之来也,往往樯橹相连,列阵数十平方海里,在沿海各省攻城略地,破关斩将,而且在官军不断的合围进剿之下,其势总是如春风野火,寒尽又来,死而复燃,生命力之顽强,历史罕见。这一反叛势力,与内地不时刮起的农民起义旋风一样,成为朝廷一大忧患,并成为封…     

朱德在“文革”中(上)

正他像大海一样广阔,他像大海一样深厚,他像大海一样庄严,他像大海一样雄伟。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大海——记朱德同志》一书卷首写的4句话。戎马一生,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晚年,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这位耄耋之年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共和国那段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上)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史无前例”的恶浪滔天,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