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

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 ,其转化过程说明作为士族政治产物、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于官僚政治的变化 ,“流外”的性质发生了变迁。“流外”摆脱了中正品之影响 ,其区分高级文官与低级吏员的潜在功能得到强化 ,“流外”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与南北朝相比 ,唐行政机构内流内、流外之分 ,是以各个职位的职责为根本而确定的。这些为“流外”这个旧形式赋予了新内容 ,是南北朝士族政治向隋唐官僚政治回归中的制度变迁。     

浅论《世说新语》的思想和艺术

一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在魏晋时代重视品题和祟尚清谈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魏文帝施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选择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士人的品(行)状(才)家世等三个方面(实际重家世轻才德),评列为九等,作为吏部陈授官职的依据。因此士族重视品题,“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封建士大夫非常重视品评人物,其结果是留下了大量的言行轶事。魏正始后,曹氏司马氏之间,斗争激烈,司马氏大诛异己,士族文人的生命朝不保夕。     

林雨化的“经世致用”与林则徐

“经世致用之学”是我国古时文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的学风和为人作风。它曾经对林则徐在求学、为人、从政和育人等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光采腾孥 辉映璇室——南京博物院藏明清文人端砚举要

文房四宝中,砚因其珍贵恒久的质地和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工艺于一身的特点,受到文人、艺术家和权贵阶层的重视和喜爱,文人砚应运而生。“文人派砚雕指的是文人自己操刀雕琢砚,或由文人自己设计,别人所琢之砚”。宋朝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的石砚都要镌文”[2]。“文人题铭砚在清代发展到极致,题铭内容涉及砚的制作者或拥有者、砚的来源、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的描写和赞颂以及表达文人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诸方面。题铭的书体以行、隶、篆、楷、草为主,旁及金文、石鼓文等,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3]。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杜甫)“赏读《高士传》,最佳陶澎泽。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浩然)生活在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在玄言文学盛行的文坛中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田园诗派,陶渊明也像中国大部分文人一样欲救苍生,匡社稷,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愿望,但由于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和严重的士族观念,陶渊明在以门第高低来委任官职的乱世中,壮志难酬抱负难展,只能“穷而独善其身”,开始崇尚老庄,既学习道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人生的高洁志趣,又追求超脱世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于是走出官场,步入田园。陶渊明的生活经…     

一门六进士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贫寒的贵阳士人周奎,在身处极其困窘的生存条件下,贫不坠志,穷且愈坚,以圣贤之道身率其家,敦品力行,勤奋向学,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场上书写了“一门六进士”的辉煌事绩,被人誉为“黔南士族冠冕”,为数代黔中士人所钦仰。这六名进士是周奎之子际华、际钊、际铨,际华之子周顼、周颚、周灏。     

“谀墓”是是非非

所谓“谀墓”是指人死后,家里的孝子贤孙不惜重金去请一个有名的文人用生花妙笔将死者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丰功伟绩歌颂一番,再将这等文字刻在石碑上,让死者借文字之力永垂不朽。因为这等文字乃无原则地说墓主好话,所以称为“谀墓”——谄“谀墓”主。     

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漫话彩笺（七）

第六章 文人制笺及其他 自制诗笺虽创自女诗人薛涛，但“薛涛笺”之名却出自他人。元代的赵孟，“摩靖节像，其纸亦松雪斋自制笺，粉中隐起八分书‘子昂’二字”，才正式开了后代文人自制名号笺的先河。     

文人与茶

茶是中国的国粹。在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中,茶超越日常生活必需范畴,摒弃“浑以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的粗放式饮茶,代之以细煎慢品的饮茶,赋予人以精神享受和艺术美感,无不与历代文人的闲情逸致和刻意追求相关。有人说,作为一个文人,一生没有醉过,那将是最大...     

诗意地栖居——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

2022年8月27日,“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对外开展。展览首次聚焦于中国逾千年传统绘画中最重要的创作母题之一:“园林宅邸”画及与之相关的古代绘画作品,旨在探讨和阐释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神内核,引领广大观众在品味古代绘画的同时,去感知艺术背后所隐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体悟古代文人基于儒释道思想所形成的特有的内敛静谧之气,为理解中国古代书画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邹伯奇的人格哲学

清人梁绍壬在其《两般秋雨盒随笔·文人诗》中说：“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人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者乎。”[1]他这里所说的“真文人”不知包括不包括科学家。其实科学家中能诗者亦大有人在,随口说出其著名者便有宋之沈括,明之李时珍,当今已故之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以及至今依然凌云健笔意纵横,活跃于经济学界和诗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诗人厉以宁等。我这里要说的则是清代著名科学家邹伯奇,而且可从其与友人的唱酬诗中进一步看其为人为学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一书的出版与197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社会史研究兴起的风气密切相关,作者一方面发展了日本学者士族个案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化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并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考古报告、墓志等出土资料,试图通过家族的个案研究,突破王朝史的框架,展现秦汉至隋唐中国社会的变迁。尽管该书在理论预设、史料运用等方面尚有商榷的余地,但在当时无疑是一部“预流”之作,并在中、日两国学界都引起了反响。本文借助对该书的讨论,回顾了三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演进脉络,分析得失,进而展望士族研究重新出发的前景与可能。     

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

刘宋重建皇权政治 ,其社会基础虽有所扩大 ,与北方士族文人的合作最终仍成为诸多关系中的主体内容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义熙北伐”这一事件却起了促成作用 :京口集团的内部分化与斗争导致了一部分“情非造宋”的将领被清除 ;前期总领全局的关键人物刘穆之的早死 ;加上南人“谦退” ,放弃权力。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 ,成为填补历史必然性缝隙的偶然因素 ,世家大族中的少壮派遂亦藉此而起     

晚明文人游风炽盛原因及新游观

在晚明游风炽盛的社会现象中,晚明文人山水之游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文人游风炽盛形成了晚明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游赏文化。晚明文人作为这种现象中的主体,他们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是产生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游赏文化”的深层原因。他们钟情于山水,其游因之多元,游观之更新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晚明文人游赏文化的集中体现。     

从迁谪诗文透视作者的心理人生

综观封建社会历史,文人学士无一不是“奋厉有当世志”,欲将胸中万策“致君尧舜”,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由于他们的不凡才华,也往往容易旗开得胜,踏入仕途。而当他们行走在文学与仕宦的双重轨道上时,文人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正义、耿直的人格、品性又常常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甚至格格不入。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文人入仕,遭贬流放乃至坐牢砍头的命运,成为封建文人不可改变的人生悲剧。大凡物之不平则鸣。文人一旦遭到贬谪,所学的圣贤之道受到非议,理想破灭,壮志难酬,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