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載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班昭考

小引哪位中國史學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幾人能够說清楚這位中世紀女性學術大師的生平和遺響?很慚愧,我從業中國史學史斷續四十多年,所知的班昭,不過限於《後漢書》幾篇傳記的簡短記載,以及《文選》、《全後漢文》保存的幾篇作品或作品斷片,就是說屬於知之甚少之列。近年重新清理《漢書》编纂史,從知人論世角度再看班昭和她     

據漢簡校讀《文子》一則

出土文獻對校讀傳世古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閲讀《銀雀山漢墓竹簡》,發現了可以校讀傳世古書《文子》的例子,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奇正》"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爲奇。是以靜爲動奇,佚爲勞奇,飽爲飢奇,治爲亂奇,衆爲寡奇……"     

清華楚簡《祭公之顧命》中的三公與西周世卿制度

2010年《文物》第5期刊載了李學勤清華楚簡九篇綜述,其中有祭公臨終前與穆王對話時,詔請了畢(桓)、(井)利、毛班三公旨意輔佐穆王。清華《祭公之顧命》楚簡三公的出現,澄清了長期以來傳本《逸周書·祭公》"畢桓于淵黎民般"傳抄訛誤。本文通過三公在傳世文獻上和出土西周銅器中均有相應的史迹記載,對於先秦古代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下,三公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展開進一步探討。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

《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頗能反映該書敍學價值之一般。它以繆荃孫在光緒年間任國史館總纂時的工作成果爲基礎修訂而成,其中常州學人的傳記多爲繆氏手筆。通過這些傳記,繆荃孫編織了常州學派的學譜,最早將常州學派記入清代國史,奠定了常州學派在正史《儒林傳》中的重要地位。繆荃孫筆下的常州學人,是貫穿清代學術史始終的學人羣體,基本屬於漢學陣營,而非以西漢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的對立派別。     

古寫本《後漢書·陸康傳》校讀二則

日藏平安時期寫本《後漢書》存《賈琮傳》部分文字以及《陸康傳》全文,存尾題"後漢書列傳第廿一"(參《古簡集影》第一輯,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影印,1924年,頁6—16)。該寫卷爲李賢注本,避諱謹嚴,凡遇"世"(五次)、     

关于李轨河西政权的若干问题

隋末唐初,武威人李轨在昭武九姓胡人的支持下,以武威为中心,攻取了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四郡,建立了胡汉结合的河西地方割据政权。李轨及河西政权,对研究唐初历史与河西地方史都很重要,但史书中记载极为简略,而且错讹较多,本文试就有关史实考辨如下,幸识者教正。一、李轨起兵及处置隋官的时间隋末大乱,群雄竞起。自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炀帝在江都被杀,五年之间,全国各地起兵反隋者达一百二十七起之多,其中大业十三年(617)为十八起。李轨起兵也在大业十三年。李轨其人为凉州大豪,史称其“家富于财,赈穷济乏。”     

《宋史·楊政傳》訂誤三則

正楊政是南宋初年川陝戰場的重要將領,與吴璘、郭浩並稱蜀口三大將。《宋史》卷三六七《楊政傳》(下簡稱《楊傳》)存在記載)誤三處。(紹興)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頁11444)這段文字有兩處)誤。其一: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下簡稱《要録》)卷八三,楊政由明州觀察使進武康軍承宣使,事在紹興四年十二月癸卯;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箋疏

清華大學藏簡《楚居》包含先楚世系淵源、楚之所以爲"楚"及歷世遷徙建郢歷史,内容豐贍,於傳世史書多有參證、補闕,文獻價值極高,且於解釋《楚辭》疑難問題提供全新文獻證據。本文依據簡文内容劃分三大段,然後逐字逐句加以箋疏,尤致力考證簡文中"京宗"、""、"旁"、"喬多"、"同宮之丘"、"乾溪章華臺"等楚都地望,以爲春秋至戰國初期在陳蔡者居多。     

從國史到《魏書》:列傳編纂的時代變遷

《魏書》列傳的家譜要素早已引起學界注意,但對《魏書》列傳編排在時代上的混亂則鮮有論者。魏收以前的紀傳體國史主要由李彪、崔光相承編纂,記載内容至少應至宣武時期,各卷人物編次原則是先依時代爲斷,再以事類相從。而魏收加入另一標準,即以家族爲傳,使《魏書》列傳編排呈現混亂局面。通過今本《魏書》中十卷左右即出現一次的"降臣傳",確認了早期國史列傳的年代框架,與此時代不合者則是魏收改作所致。     

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

本文關注唐修《晉書》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種類文獻間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類法設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時期歷史編纂與史部文獻的發展脈絡。考察唐修《晉書》以前的舊晉史的情況,《晉中興書》的家族傳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應有編年記事的史源。這意味着從《晉中興書》到臧榮緒《晉書》的晉史文本系統本來與東晉官修史關係疏離,處於邊緣,但後來卻由唐修《晉書》發揚光大,匯爲一流。     

慈利楚簡校讀札記

<正>1987年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36號戰國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竹簡,整理出殘簡4371段,數量約1000支。這批竹簡主要内容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有傳世文獻典籍可資對勘的如《國語·吴語》、《逸周書·大武》等,另一類是《管子》、《寧越子》等書的佚文或古佚書。遺憾的是,這批材料到目前還没有全部公布,發掘整理者只零星地公布了其中的少部分竹簡照片及簡單的釋文。~①其後有學者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在學術網站上也有一些討論。根據已有的研究,我們對其中的一些簡文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新     

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

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亡於晚唐五代,這對我們了解漢代《洪範》五行學思想和《漢書·五行志》的編纂體例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所幸在中古《五行志》及《唐開元占經》等典籍中,尚存有數量不小的《傳論》引文,但諸書引文體例各有差異,即使同一佚文亦常有不同。本文通過對諸書徵引《洪範五行傳論》體例的梳理,比勘同一佚文在不同著作中的不同形態,探討班固《五行志》以下諸書如何在《傳論》的"鈔録"中實現其自身的表達意圖。諸書所見《傳論》佚文不僅具有重要的輯佚學價值,更以自身的文本形態呈現了東漢至隋唐時期《洪範》五行學的演進過程,具有獨立的學術史價值,值得研究者關注。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稿》集部别集類差異考

<正>清初學者黄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以下簡稱《千目》),是黄氏入明史館纂修《藝文志》備以采摭的底稿。由於去古未遠,加之雕版印刷的流行,明人文集數量之多,遠邁前代。正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叙》中言:"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别集最雜,兹其故歟!"~①據統計,《千目》集部别集著録了五千多位作者的作品,有明一代文采風流,幾乎盡備于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左右,黄虞稷在史館完成了《明史藝文志稿》的編     

河南灵宝新出《张须陀墓志》考释

河南灵宝新出的张须陀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隋末名将的家族世系以及其仕宦经历、婚姻以及在荥阳战殁后的情况,可以补充《隋书》、《北史》张须陀传记记载的不足,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沈文倬先生關於漢時“《士禮》”稱名說辨正

<正>流傳於世的儒家經典《儀禮》一書,在漢時曾被稱名為《士禮》。該稱名,一見於《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①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見於《漢書·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