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     

临潼扣蒋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将有关史实写下来以供参考。     

传统政治文化观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作者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同影响的层面,论述、阐释了张、蒋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张学良“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是其得以发动事变的重要心理因素,而“事君以敬”──“负荆请罪”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和时代全国精神的结合则是导致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送蒋回宁的重要思想因素。相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君王意识和君臣心理支配下的“威武不屈”──“捍卫人格”的思想和行为,则表现了其思想的保守、阶级立场的顽固和集团私利的狭隘。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浅析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1929年发生在我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由中国方面主动挑起的对外事件,也是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中东路事件的发动主要是张学良自我意识膨胀,错误判断形势和南京政府出于多种目的,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而引起的。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二）

互表衷肠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诉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这样,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新史料进行实证,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一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第二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前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但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     

蒋廷黻向蒋介石提出“联苏抗日”始末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使当时蒋介石正在着手进行的一件历史大事中断了,其历史真相也被尘封了。那就是,这一年,蒋介石确实在没有办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之下,积极想办法试探通过苏联渠道,寻找一条与中共合作的新路子。而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这就是国民党     

张学良日记中的温情

自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开始写日记,并将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1990年底。他的日记大多短小简练,但在短短几十字中,却记了抱负,抒了愁绪,写了愤懑,谈了感激,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着这位昔日少帅山中度过的凄苦岁月,激赏他于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夫妻情因为三个孩子都在英国留学,1936年5月于凤至赴英探视,所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她远在欧洲。赵一荻虽在西安,却也未随张学良一同送蒋回南京。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凶多吉少,身在西安的赵一荻多方请求,在半个月之后,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于1937年的1月13日,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张学良的身边探望。     

《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两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较之1937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商震在西安事变后的冷静

<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紧急调兵进攻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趁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     

西安事变后,我劝杨虎城不要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逼迫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1891年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入党。后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     

“捉蒋”后周恩来差点到不了西安

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的消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以抢得先机。确实,借助由张学良提供、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视察、部署,要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提出救国八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兵谏”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蒋介石浑然不知的惊险一幕

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斗争几十年,至少有两次完全可以把他控制起来,甚至可以置其于死地。然而,中共出于对大局的考虑,都没有这样做。一次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完全可以从张、杨手中把蒋弄过来,或控制,或处死,为死难的众多烈士报仇。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顾全民族的利益和抗日大局,和平地解决了轰动世界的西安事变。     

华清池“捉蒋”背后的历史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今天,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是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一营和卫队二营。我父亲王玉瓒当时是卫队一营上校营长。事变前,奉命在临潼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受张学良将军指派,率兵参与了华清池“捉蒋”这一重要任务。     

蒋介石三见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同年12月25日,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般认为张学良羊落虎口,从此就以“待罪”或“获罪”之身,再也见不到蒋介石了。但是,随着蒋介石和张学良日记的解密,才披露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二人曾有i次会见。     

周恩来巧排东北军内讧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由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着力斡旋,事件终于和平解决。张学良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于1936年12月25日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西安时,他留下手令,由杨虎城代理其西北“剿总”副司令职务,又指令东北军各军、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日本人为此暗喜，汪精卫等日伪汉奸为此高兴，而国民党何应钦等人则力主出兵潼关“平叛”，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等却极力要求保蒋介石性命……对此山崩海立，形势急转的巨变，毛泽东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