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行结束了晚清以降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从该年谱面世前后学者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民国学者虽然承受了晚清学人的问题 ,沿袭了他们某些治学路径 ,但总的来看 ,由于历史背景、目的、观念和处理方式的不同 ,意义已完全不同。在经今古文问题研究上 ,这种不同最典型地反映了经学没落、史学主位或经学史学化的趋势。     

近现代中国学人书法手迹选萃

正钱穆(1895年-1990年),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家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率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

顾颉刚"疑古"的志业源于1920年至1923年间他与胡适、钱玄同有关辨伪的讨论。在这长达3年的讨论切磋中,顾颉刚完成了由辨伪到疑古的转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这不仅基于胡适等人的因势利导,还特别得益于顾颉刚本人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独特理解和巧妙运用。他运用"疑古"的眼光全面审视宋儒、清儒的疑古辨伪成果,找寻到崔述和康有为两大思想库,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二者疑古的成绩与手段融为一体,推陈出新,最终成就其疑古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方法,即"层累说"。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关于柳芳的《唐历》

本文通过对《唐历》及其作者柳芳进行系统、全面地考证研究 ,旨在揭示《唐历》一书的史学价值。全文就作者柳芳生卒年、生平事迹、交游及其柳氏三世为史家以及《唐历》的产生过程、内容体例等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分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新唐书》所引用文献 ,探究出《唐历》价值。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刘邦的性格与其成功之关系

性格对一个人的事业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刘邦外向,豁达大度,外示宽厚,却又暗藏心机。这些性格因素受到他远大抱负的驱动,在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中不断优化,与刘邦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帝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刘承斡与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兴起于1910年,是旧中国私家藏书楼最后的辉煌。其主人刘承斡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为收藏古籍做出了贡献。     

柳宗元的成就及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以彪炳千古的诗文,寄寓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表达忧国抚民、革旧图新的深邃思想,倡导“吏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开创游记散文先河,成为一代思想文学宗师。他时湖湘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奠定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扬州书信”所见刘师培《遗书》编纂考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The Lore of Liu An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Huainanzi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the Huainanzi's authorship by exploring how it was related to the Liu An lore emphasizing him as a talented writer. Beginning with a re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author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rticle first examines how Liu An as the author of the Huainanzi functions as the ke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The article then moves to investigate the materials relied upon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in defining Liu An as the author of the Huainanzi.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e conflicting messages in different sources regarding when and how Liu An was hailed as a talented writer, what the neipian would likely be, and whether or not Liu An presented the Huainanzi to the Han court. Final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Liu An lore, in which he is portrayed as a prolific writer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esoteric writings of the time, and argues that it is this Liu An lore that has defined the Huainanzi's autho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