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公私观念视角下一座乡村祠堂的诞生——基于对鲁中地区大窎桥村的个案考察

祠堂是地方宗族社会当中历史文化与群体认同的核心公共空间,其被视为宗族的外在象征与情感纽带。近年来,居于鲁中淄博市淄川区大窎桥村的王氏宗族通过积极联合、协调村落多元力量,公私兼顾观念下复建起宗族祠堂,显现出北方村落多姓杂居的深层社会结构。     

宗族村落中姻亲关系的建立、维护与重组——以鲁东小姚格庄为个案

一、前言 非洲的世系理论（lineage theory）甫一出现,立即被汉学人类学家应用在中国亲属制度的研究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首先把对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发展成了宗族范式,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弗氏的这一范式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基本模式和出发点,后来学者不断追随他的研究,     

一部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的力作——评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的地方民间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说是延续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的探讨。弗里德曼对于华南宗族社会的探讨,施坚雅从经济、市场的角度所作的空间结构分析,肖凤霞、科大卫、刘志伟和陈春声等对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宗族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赵世瑜对华北和江南庙会的社会史研究,     

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

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是否存在宗族 ,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之一。本文以新加坡“潘家村”为个案 ,具体考察与讨论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本文认为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族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 ,而是一个在移居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在移民社会初期 ,华人宗族的建构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移居地的社会脉络下 ,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 ,由此也在宗族结构、组织形态、以及祖先崇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从多姓村到单姓村：东南宗族社会生存策略研究——以粤东丰顺县为例

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的学,发现这里普遍呈现单姓村聚居形式,与其他地区大异其趣。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说：“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