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曙诗集》版本考

一 司空曙,字文明,一字文初,排行十四,广平(今河北永年)人.安史乱起,避地江南.代宗大历初任拾遗,德宗建中年间贬长林县丞.     

郭氏与汾阳王

郭子仪,祖籍山西汾阳.唐则天帝神功元年(697)生于华州郑县.卒于德宗建中二年(781),享年85岁.始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迁至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兵部尚书.史称:郭令公古今之一人,以其身系社稷安危三十年,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帝,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巨而众不嫉.遗德后世,恩泽汾阳     

符讖與唐德宗“奉天之難”

<正>符讖是中國傳統社會重要的政治文化現象。社會秩序愈是騷動不安,符命、星曆、讖謡等預言未來之説愈是興盛。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入援襄陽的五千涇原士卒路經長安時嘩變,擁戴朱泚爲帝,德宗狼狽出奔奉天,這就是中唐歷史上著名的"奉天之難"。德宗出奔奉天前長安社會動蕩,民怨鼎沸,"窑門出天子"等讖言一度廣爲流行;德宗出奔後,朱泚僭號稱帝,符讖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術士桑道茂所言"奉天有天子气"更被視爲德宗出奔奉天的緣由;貞元初李廣弘案證明"奉天之難"結束後符     

《旧唐书》辨讹

《旧唐书》辨讹武秀成正史本纪皆按年月排比史料,其记事年月在传写中一般少有讹错,但在《旧唐书》本纪中却存在不少另一类手民之误──脱书月份,因而出现两月合为一月,甚至数月混作一月的错乱情形。今从《德宗本纪》中取二例以明之：１、《德宗本纪上》建中三年：“十...     

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

葬事择吉对中国的丧葬文化有深远影响,尽管相关理论纷繁复杂,但不外趋吉避凶两大原则。就其中所需避忌的凶日而言,约在南北朝时期,除"除服"之外的葬事择吉已经避建日,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宋,即使远在边陲的敦煌也不例外。魁、罡日百事宜避的说法影响及于朝廷,应在唐代宗大历至德宗建中年间;进入王朝历日并成为常识可能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之后不久。而在敦煌,直到大中十二年至乾符三年间,"百事宜避"魁、罡日的观念才逐渐贯彻到历日中去。尽管关于复日的一些理论在汉代已经非常流行,但是葬事择吉避复日进入王朝历日,却是唐初至开元十七年间才完成。在敦煌,直到北宋初,历日中葬事才避复日,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点。葬事择吉避破日应不早于宋真宗时期。葬事避忌常识的形成与传播很可能与国家对意识形态和方术的整顿及当时的政局紧密相关,又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紧密相关。     

评《汉唐方志辑佚》

方志之修，始于东汉。至隋唐间，天下州郡修图经已渐成制度。德宗建中前，各州图三年一送职方司，建中元年，改为五年一造送（见《唐会要》卷五九）。五代乱世，仍相沿不改，要求逢闰年州县各进图经，“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五代会要》卷一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魏至五代近千年间，地记图经之，当不少于数千种，见于载录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流传至今，相对完整的仅有《华阳国志》、《吴地记》等几种，     

机智全身的郭子仪

郭子仪能机智全身,首先在于他的心胸坦荡,故而鱼朝恩这样的权宦,也不得不惊骇佩服。唐朝名将郭子仪(697—781)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有许多微妙之处。首先,由于他手握强兵,功勋盖世,"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连皇帝对他也颇为畏惧。唐代宗大历年间,郭子仪大破吐蕃军于     

宅兹中国:周人确定“地中”的地理和文化依据

"中国"称谓的形成,当与"地中"(即所谓"天下的中心")这个表述地理方位的概念有关。周代"天下"的范围大致南起广东番禺、北至内蒙阴山、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渭源,而登封告成恰为其中。这就是周公通过"夏至正午,表长八尺,景尺有五寸"得到的结果,以此判定"地中"的思路是科学的,得到的结果也是可信的。对于"中"的重视来自文王及夏商时期"建中于民"的理念。上古时代形成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的诸子百家,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核心。     

卢杞:让名将郭子仪畏惧的唐代奸相

正唐代选官非常讲究"身、言、书、判"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身",即要求为官者仪表堂堂。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就完全不符合此项要求。他"体陋甚,鬼貌蓝色"(《新唐书·卢杞传》),何以脱颖而出?卢杞是故相卢怀慎的孙子,其父卢奕死于"安史之乱",生前是东台御史中丞,因而得以入仕。可不知道为什么,卢怀慎和     

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

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作为唐中后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财税改革为研究者所推重。同样是德宗朝,因对藩镇用兵,"京师帑廪不支数月",~(1)军费窘迫,继两税法之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却不仅受到朝臣反对,也遭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城市居民反对,甚至"泾原兵变"的叛兵也以废除新举措为号     

无锡新十八景(中)

<正> 二泉映月唐大历九年至十二年间(公元774年～公元777年),无锡县令敬澄在惠山寺南侧开凿惠山泉。因水质宜茶,"茶神"陆羽将其评为天下第二,故又名天下第二泉或陆子泉。嗣后,著名"悯农"诗人李绅将二泉水带至京师长安,声誉鹊起。宋时,     

貌丑心毒的卢杞

卢杞,其丑无比,面色发蓝,位居首辅,却一门心思妒贤嫉能。三年宰相,差点就葬送了大唐王朝!     

唐《刘如泉墓志》研究——兼论建中年间唐中央与幽州政局

唐《刘如泉墓志》立于朱滔称大冀王之后,时值"四王之乱"正盛之际,是难得的河朔叛镇厚葬阵亡将士、安抚"骄兵悍将"的文物史料。建中初,藩镇割据问题严重,时逢李惟岳、李纳要求世袭节度使,德宗决意削藩,拒绝其请,最终引发了"四王之乱",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而刘如泉阵亡的"惬山之战"是直接导致"四王"局面形成的关键之役。文章认为刘如泉虽然以幽州叛镇大将身份效忠于大冀王朱滔,但仍是李唐藩镇的将校,在"大君"和"大王"双重君王观念下,幽州叛镇在将校授官、死后的丧葬礼仪等问题上,均存在对李唐制度的依赖和冲突之处。     

唐波斯景教徒李素出仕河中晋州的时间及缘由——波斯人李素及夫人卑失氏墓志铭补考

本文指出波斯景教徒李素由长安司天监郎官出仕河中晋州长史,担任的是民事长官而非"胡客令"中的武散官勋秩,可根据唐德宗贞元三年检括胡客法令,推出其出仕山西时间点的下限;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刊立年代,可知其在长安任郎官的时间点的上限。出仕河中晋州时间区间,迭加在唐德宗"建中削藩"的历史时空大背景中,可以视作李素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渐趋融合的一个契机。在"德宗削藩"的背景下,河中晋州区域政治地位,因李怀光之乱以及朔方军的盘踞而更加凸现,这也为脉寻景教徒李素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仕河中晋州的缘由提供了考察视角。该考证,可补墓志之阙。     

唐朝名将郭子仪 何以善始善终

正郭子仪(公元697~781年),唐朝名将。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天宝初即武则天当政时,以武举补左卫长史,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尉兼中书令,曾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封汾阳郡王,被德宗皇帝尊为"尚父"。他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前后共六十余年,其中有二十余年系天下安危于一身。在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智退吐蕃、回纥的战斗中有勇有谋、立下赫赫战功。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颜真卿和他的《争座位帖》

颜真卿,字清臣,山东琅玡人,后人称颜鲁公,是唐代大政治家、大书法家。颜真卿生于唐景龙三年(七○九年),开元中进士。初为杨国忠所排挤,其后受元载、芦杞等迫害,虽曾署理过户部侍郎、代理刑部尚书、监察御史等,但都为时很短。颜真卿一生同奸臣宦官权贵抗争,伸张正义,致力于唐朝的统一。他的家族死难于安史之乱的达三十余人。建中三年(七八二年),李希烈叛,奸相芦杞奏请德宗,任颜真卿为淮西宣慰使,往招李希烈,终于借李希烈之手,害死颜真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唐宋人论杨炎倡行两税法述评

正一、缘起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此,从德宗朝开始就有不同的评论,入宋之后议论者明显增多,毁誉不一,争论余响,流及明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税收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东传,学者们在传承传统观点的同时,也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对两税法进行更多角度的观察,对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影响有不少崭新的评论。对此,笔者曾撰文《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作了评述。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现存西安碑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景教碑,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关于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凿史料。本文根据景教碑刻文,佐以我国有关史籍,综合诸家之说,通过阿罗本经丝绸之路于贞观九年(635)被迎入长安,及烈循海路于开元元年(713)到达长安,伊斯等自小王舍城于天宝末年(755)来华,探讨了中西交通情况;通过景寺分布,景僧人数和所任教职,探讨了自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六年间景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布情况。     

中华书局版《元和郡县图志》点校疑误

根据《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马燧传》等记载,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版《元和郡县图志》"建中年间,河中节度使马燧权移州于马邑县焉"之"河中"当作"河东"。贺次君在《元和郡县图志》之《校勘记》中,怀疑"贞观十四年,废虞州,解县属河中府"、永乐县"贞观八年改属河中府"之"河中府"为误书,笔者通过分析古籍中以后称前的情况,揆以李吉甫对河中府沿革记载清楚的史实,认为误书说有失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