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叙事与历史建构

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成为众多影像文本叙事的重要内容,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以此揭示、控诉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进行了各方面的叙事探索,通过历史资料的影像证明、个体命运的共同体建构、超越民族的叙事立场、国际化叙事等方面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了影像建构。同时,这些电影也凸显了南京大...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日本教科书事件,使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中心,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围绕两国间历史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南京暴行）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因此,中日两国问展开的历史对话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自然备受国内外各方的瞩目。     

“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

在美国政府于 1994年 9月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 ,有一份1938年 1月 17日日本广田外相发给驻美大使馆的电报 ,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同时 ,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 :有的将该电文中的观点直接理解为广田的观点 ;有的认为电文中提及的 30万中国平民被日军屠杀即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直接证据。本文考证了上述“广田电报”的来龙去脉 ,认为该电报只是广田外相转发给驻欧美各使馆的一份背景资料 ,其内容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拟的一篇“特别消息”,因而电文的内容应为田伯烈当时的所见所闻。同时 ,该电文中提及的 30万平民被日军屠杀的时空范围 ,与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吻合 ,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南京大屠杀有 30万平民遇难的证明。但是 ,本文肯定“广田电报”对于研究侵华日军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 ,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京大屠杀中的活菩萨——拉贝

现在的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是让人敬仰不已的拉贝故居所在地,当时主人拉贝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画了圻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也就是在这么一点大的院子里,1937年南京沦陷后,拉贝曾收留近600人在此避难。     

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历史书写

1182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爆发了一起拜占庭人针对拉丁人的大屠杀行动。通过幸存者、信使、旅行家、路人、十字军等群体的传播,中世纪拉丁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全过程和对拉丁人生命、财产和精神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这场大屠杀具有全民参与的特征。拉丁作者从受害者的角度试图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认为这是拉丁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拜占庭人长期以来仇视情绪的结果。对照拜占庭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记述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拉丁史籍所塑造出的安德罗尼库斯与穆斯林相勾结、背叛基督教的形象,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这种带有偏见的记载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拉丁世界长期丑化拜占庭帝国心理因素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留存始末

今年,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受理中方申请。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     

南京大屠杀与国际救援——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钩沉

1938年1月下旬,中外慈善家在上海成立了"南京国际救济会"。该会为遭受日军涂炭的南京难民募集善款,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世界红卍字会等组织精诚合作,指导了南京的尸体掩埋、难民救济等工作,其功绩理应为历史所铭记。     

论南京大屠杀新史料的双向效应——以埋尸资料为中心

近年来,南京大屠杀新资料的大量涌现,对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产生了双向效应。其正向效应是,对既有实证的加固与增强;其反向效应是,对原有理念的冲击与挑战。这种双向效应的出现,不足为奇。它是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惟其如此,方可从不同的方面与层面,使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实证与认知,更加接近或还原历史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反向效应的出现,比之正向效应,对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更为重要和有利。导致产生反向效应的那部分史料,是客观存在。对它们,采用掩盖和回避的方法,都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它们,接受它们,利用它们,才是我们认识真理、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刽子手伏法记

发生在1937年底、1938年初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其巨大的规模和残忍的手段,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在日军种种残杀手段中,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尤其令人发指。1937年11月,在侵华日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有两名杀人成性的日军少尉,突发奇想,提出进行灭绝人性的＂砍杀百人大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胜利。这两名刽子手都在日军第十六师团供职。一名叫向井敏明,26岁,山口县人,任炮兵小队长;另一名叫野田毅（又名野田岩）,25岁,鹿儿岛人,是富山大队副官。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     

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与加害者相关证言的研究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遭到了日军的性暴力伤害。然而即便到了日本战败之后,由于受传统贞操道德观的约束,许多妇女并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使得大量的日军暴行并没有得到揭露。本文旨在通过对部分遭受过性暴力侵害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加害方日本老兵的证言比较对照,揭开日军性暴力犯罪的冰山一角,并且...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驳《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再检证

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照片,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但日本右翼学者对证明大屠杀事件的143幅历史照片"考证"的结论竞是完全否定,认定没有一张照片是真实的.本文结合若干史实,对日本右翼学者的错误观点一一反驳,并就教于学界.     

南京大屠杀系列研究丛书中的奇葩——评《腥风血雨话金陵》

由于工作关系的缘故,20年来,我曾经接待过许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一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属,其中很多人在历史回忆中都提到明妮·魏特琳的中文名字——华群,亲切地称她为华小姐。正因为如此,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有的史料陈列厅内,一共只有三尊历史人物的雕像,魏特琳女士的雕像成为其中之一。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以英西意苏等国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就英国而论,其媒体报道的“第三者”立场,在国际舆论界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政府却因在远东事务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采取了审慎态度.西班牙因在内战中“两个西班牙”泾渭分明的情况下对此出现不同的解读,共和立场的媒体广泛报道了日军南京暴行;支持法西斯叛军立场明显的媒体,则在报道中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袒护.意大利因与日本的盟友关系,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新闻管制政策,但从其相关报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对日军在中国侵略进程的关注以及日军的残暴.同情中国抗战的苏联则通过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传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体的内容,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尽管西方国家立场各异,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残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     

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

1947年4月,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在南京受到正义审判。在铁证面前,刽子手低下了罪恶的头,并得到应有惩罚。是谁在血腥恐怖的日子里冒死密藏了日军屠城的血证?这些血证又是如何艰难地被保存下来的?《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一文解密原历史真相,为我们讲述当年两位普通青年的英雄壮举。     

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

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辩护.他们对起诉方的出庭证人和宣誓证词进行了质证,但未能在整体上形成否定性印象.辩护方提出了自己的出庭证人和宣誓证词,但在起诉方律师的强力质证下暴露了谎言.松井石根进行了自我辩护,但经质证,无法推托其犯罪责任.最终,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南京大屠杀案成立,松井石根被绳之以法.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

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教育与记忆中,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残忍、残暴的标志性事件。与之相反,在日本却有一些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保守派国会议员、学者、文化人、教育家等公然宣扬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产经新闻》、《文艺春秋》、小学馆等保守派媒体也反复地鼓噪已经在学术上站不住脚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刺痛中国人民战争记忆的伤疤,引发了他们对日本人以及日本社会的抵触与质疑。甚至还因此出现了声称南京大屠杀是“哽在日中友好交流喉咙上的一根刺”的说法。     

一幅历史见证图——回忆“四川大学”横标书写

这是一张“老”照片,所谓“老”者,言其资格老,意义深远也。这是一张“旧”照片,但历久而弥新,令人无法忘却。这是一幅历史性的照片,是1949年12月底成都解放之时,四川大学师生及四川省会的民众,到城北驷马桥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贺龙人城的历史见证;亦是迄今四川大学迎接解放军进入成都绝无仅有的一幅弥足珍贵的纪念性文物照片。而这张照片对于本人来说,更是终生难以忘怀,因照片上横标之“四川大学”四个大字（见图片）是我五十六年前亲手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