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

在日本侵华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上,很少有人专门论述中德关系。由于纳粹德国与日本政府的特殊关系,给研究中德关系留下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一下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求教于史学界同行。     

关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考

<正>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897—1914年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兴趣长久不衰,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这些论著有的从总体上对中德关系的长时段发展进行概括叙述,有的截取某一时期进行阶段考察或针对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无论怎样,他们都对自己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阐述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德关系史的了解和认识。但从"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论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亟须予以修正和补充。     

抗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军事教育的改进与贡献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内,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当时中德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顾虑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当时中德双方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大多避而不谈。②随着对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研究的深入,学术界目前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梗概已经基本明了。③本文主要阐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与当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的军事教育发展做了哪些工作,究竟在军事教育方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论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整军与抗日战略设计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中德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对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研究的深入,目前学术界对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梗概已经基本明了。1本文关注的重点主要为抗战开始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整编军队与战略设计上为中国政府准备抗战做出的具体贡献。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国民政府的军队建设与抗日战略准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

国民党政府在成立后的10年内,为了维持与巩固其统治,曾聘请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工作,并通过这些顾问发展了与德国的双边关系。德国军事顾问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发展与中德关系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中德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本文试图作一评述。     

一部展现中德关系真实历史的新著——简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德关系,扑朔迷离,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至今却鲜有特色的专著问世,在民国史研究中也还是一块空白.最近,马振犊、戚如高合著的《友乎?敌平——德国与中国抗日     

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的一部力作——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一书

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是中国抗战外交史领域内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中德关系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部中德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课题的研究对研究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国民党史、现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外学者开始...     

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走向分裂,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波动。其中,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关系恶化尤为严重。然而从1963年年底开始,出于现实外交利益的考量,民主德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久后,中共中央也正式做出了争取民主德国、分化德苏关系的决策。此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合作,是中国和东欧各国关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一旦双方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合作是中德关系的重要方面。国民政府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引进大量德式装备训练中国军队,教导总队即由此成为德式装备的模范。本文拟就教导总队在抗战初期及南京保卫战的作战战况与其最后结局作分析、研究,希图揭示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对国外军事思想、武器装备消化吸收的部分规律。     

1938年德国特使佛德秘密访华述评

1938年6月,正当中国抗战进入高潮,武汉会战激烈开展之际,纳粹德国为了自己的全球战略目标,迫于日本的压力,下令撤退赴华军事顾问,召回驻华大使,公开表明其亲日的外交政策,使中德关系陷入最低点。在这种逆境之中,8月间,忽又发生了一件与当时中德关系极不协调的事件——德国国社党“经济顾问”、经济部要员佛德(Dr.Hellmath Woidt)受德方派遣秘密使华,欲与中方继续洽商两国经贸合作,维持双边关系。佛德这次访华完成了双方积欠多年的易货贸易结算,并与中方草签了继续易货发展双边关系草约,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中德外交关系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然而,其访华成果最终却化为乌有,不幸成为中德外交关系中最后的一页,其中的复杂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本文拟通过对佛德访华之分析研究,为此期中德关系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德日集团的态度做一初步分析。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试论十九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双重统治的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家国同构＂。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三大系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格局。本文通过考察１９世纪中期战乱以前安徽上下层统治结构的相互依赖和双重统治结构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政权结构、统治秩序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

关于青花的起源,长期来一直有中国起源说和外来技术影响说两种意见。本文着重从低温釉陶生产技术源流和对青料的使用出发,论证了最早出现在巩县窑的唐青花瓷器,只是北魏以来低温釉陶生产技术在新条件下的新产物。认定唐青花的出现是外来绘画理论和绘画技术影响中国艺坛的结果。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考

滥觞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长达十余年之久,且给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以巨大的冲击,把历代的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峰。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场农民运动尚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曹魏景元元年朱书镇墓文读解

2005年5月,西安高新区新型工业园区广丰公司基建工地（位于长安区郭杜镇）清理了一座三国曹魏时期墓葬。该墓出土的一件灰陶镇墓瓶,小口外敞,平沿外斜,圆肩鼓腹,平底内凹,肩上钤有一枚印文,已模糊不清,瓶内尚存少量蛋壳残片。口径11、腹径27．5、底径19、高21．5厘米（图一）。其上朱书铭文有所脱落,尚有许多清晰可辨,或隐约可见,或可根据有关资料补上所缺之字（图二,封三）。尤为可贵的是纪年明确,为墓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信仰和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该镇墓文书体古朴娟秀,多具有楷书特征,尚存隶书意味,也为了解当时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将这些资料一并公布,并试作解读。     

有关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及其认识

贵州曾是旧中国的鸦片主产区和外销地,鸦片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分恶劣,罄竹难书.30年代中后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贵州再次开展禁烟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分析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认为禁烟运动的开发既寓有断绝黔省军阀的财源、消除割据势力的一面;也包含改造黔省、建设抗战后方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禁种、禁运和禁贩三个方面着手,介绍其措施的演变、作用,以及成败得失.最后,影响贵州禁政的某些因素.政治的原因是:1.地方势力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禁令推行较为顺利;2.民族地区种植现象不甚突出,缺乏有“组织“的反抗,解决偷种问题比较容易;3.推行禁种的步伐较为稳妥,对社会经济的触动力度不大.经济的原因是:1.避免与烟商争利,谋求其积极支持,消化存土,积累资金,投资新兴产业;2.积极实施作物替代,促进经济的发展,转移支付收入,弥补禁烟后遗留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