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世班禅转世看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

<正>1938年藏历1月3日,十世班禅大师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一个农户家里。1941年国民政府拨款五千元给罗桑坚赞,以资灵童寻访。次年,蒙藏委员会拟定班禅转世办法呈行政院。随后,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遗物等宗教仪轨,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得以初步确定,并从循化县接到西宁塔尔寺"供养"。1946年底,扎什伦布寺派出的迎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僧俗官员到达塔尔寺,经与班     

1943年上半年戴新三《拉萨日记》选注

本文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①中,节选其1943年上半年日记十余篇,进行整理并加以注释,除了希望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外,也试图通过微观的历史记载展示历史的另一面,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及其驻藏官员们在西藏事务上的努力.     

蒙藏委员会新疆组关于西北政军等情报告选编

王泽戎时任蒙藏委员会新疆组(后改为天山调查组)代理组长.本组史料选取了王泽戎致蒙藏委员会的十次报告及蒙藏委员会的复电等.王泽戎的报告对当时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状况均有详细陈述,其中包括新疆对皖南事件的反应、甘青新边区的蒙哈现状、柴旦区垦殖刍议等内容.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过去中外学术界发表的论著颇多。本文依据清代及民国的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以及中外有关论著,分别从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缘起,办理经印度入藏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于掣签,是否主持坐床典礼等几个问题出发,澄清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及国外藏族作者歪曲事实的论述,还历史真实面目。     

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初探

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对普通民众开放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佛教寺院图书馆在普及大众文化,方便社区民众,为民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新产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就我国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状况作一简要论述,从中窥探港澳台与大陆、沿海与内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寺院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性。并通过比较对藏传佛教寺院图书馆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僧俗

僧人靠俗人供养,俗人靠僧人超度,僧俗两界,如同鱼水,不可或缺。僧人身在寺院,却活在尘世,且活得有滋有味。尽管尘世上多风情,还是挡不住寺院生活的诱惑,引得多少男儿出家为僧。俗人出家为僧,又到尘土世谋生,便有了多姿多彩又意味深长的僧人习俗,故谓之僧俗。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8年,在摄政热振活佛主持下,西藏派人在青海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拉木登珠,依例呈报国民政府。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同热振共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1940年初,吴到达拉萨后,将查看灵童灵异情况报告中央。国民政府于1940年2月5日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免去金瓶掣签手续。同年2月22日,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大殿举行,拉木登珠续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瘦硬雅健 宁静致远——安庆市博物馆藏许世英书法赏析

<正>许世英(1873-1964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原字俊人,后改字静仁,晚年自号双溪老人,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光绪丁酉年(1897年)拔贡。他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宦海沉浮六十余年。晚清时代,他历任刑部浙江司副主稿、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山西布政使等职;北洋军阀时代,曾任大理院长、司法总长、奉天民政长、福建巡按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安徽省长、内阁总理等;国民政府时期,历任全国财政委员会主席、驻日大使、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长、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等。1950年,在香港被蒋介石挟持至台     

九世班禅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所撰祭文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佛学造诣极深,政治上也很成熟。他早期翊赞统一,领导抗英斗争。晚年阐教西陲,勤宣德化,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圆寂后,国民政府为示国家笃念殊勋之意,追封大师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下面公布的是九世班禅大师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所撰写的祭文。该文选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系首次公布。     

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坐床典礼的吴忠信

1933年12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于次年分三路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1938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电告重庆国民政府,汇报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的经过及已寻访到三位灵童的情况,并根据旧例请求中央派员赴藏主持金瓶掣签。重庆国民政府认为这是西藏政教上的一件大事,关系到中央对西藏的主权问题,遂于同年12月28日决定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专程入藏,代表中央政府确认灵童、主持坐床典礼。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十世班禅坐床档案选

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在玉树圆寂。国民政府根据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呈请,批准由罗桑坚赞办理班禅转世灵童寻访事宜。罗桑坚赞于1941年7月开始寻访工作,历经八年周折,1949年6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批准认定官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坐床典礼专使关吉玉赴西宁,主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坐床典礼。至此,十世班禅完成了继承九世班禅地位和职权的政治上、宗教上及法律上的手续,正式承袭班禅之位。     

《重修七帝寺碑记》释解

七帝寺为定州著名寺院,它与皇室、高官富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修七帝寺碑记》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史实,同时也为研究寺院僧俗组织结构提供了例证。北魏至隋的定州,胡汉并居,信仰杂糅。作为粟特商人的何永康,出资赎寺,成为俗寺主,透露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寻访十世班禅灵童及关吉玉主持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

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圆寂。1941年在班禅堪布会议厅罗桑坚赞主持下,派人在青海等地寻访到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十五名,依照宗教程序从中选择三名呈报国民政府批准认定一名。1949年6月,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呈奉总统明令公布官保慈丹为第十世班禅。1949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前往塔尔寺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同年8月11日,坐床典礼在塔尔寺举行,官保慈丹续任为第十世班禅。     

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

本文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康区民众的省制观、国民党中央指导下的康区精英省制运动、刘文辉的省制策略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些不同层面的力量在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格桑群觉的一生

正奔腾汹涌的金沙江从四川省巴塘县境内流过,日夜不息,在这片被誉为"高原江南"的土地上,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诞生了一位藏族文化名人——格桑群觉(汉名刘家驹)。他是近现代康藏地区的风云人物,精通汉、藏文史和汉语,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立法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格桑群觉之父为巴塘军粮府办的官话学堂教习。格桑群觉5岁时,即随父至官话学堂学习汉语。13岁时     

国民政府认定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正在祖国内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以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逐步被歼灭,国民党政权迅速瓦解。然而,就在隆隆炮火声中,就在节节失败、南撤台湾的紧急关头,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颁布命令,确认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的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准其免予金瓶掣签,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前往青海塔尔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与战时液体燃料管制(1938-1945)

为了应对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油料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来管理液体燃料的使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开源、节流为主旨,通过加强油料进口、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凭证分配以及私油查缉处置违规活动,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管制链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液体燃料管制政策对保证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效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