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

随着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浪潮。十六国时期,多个民族在甘青地区建立政权。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都城应运而生,推动了甘青地区区域开发。研究甘青地区古都问题,对于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治格局和民族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10～1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

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碰撞下,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收继婚俗渐趋弱化,女性贞节观念增强,传统的世婚制受到摒弃,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中的汉化因素呈现出地域性、社会性和功能性的特点,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体现。     

辽史研究综述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与北宋并存二百余年,后亡于女真。连同西辽在内,辽朝整个历史前后三百年,大体上与宋朝相始终。在辽朝统治下的北方,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局面,稳定了中国北方的版图。因此,研究辽代的历史,对于探讨我国北方的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和历史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读书所见,试对辽史研究状况作一综述。囿于闻见,挂一漏万之处难免,尚希指正。     

契丹四楼源流说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发展史中,那种自匈奴人时开始的社会发展历程,都始终是以与中原王朝的抗衡为表象,以中华民族的求同意识为实际内容。北方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及其不断变异、发展的形态,同中原地区一样,也是不受政权的更替等条件限制的,是一种运动着的发展状态。在古代北方民族发展史中往往有一些风俗文化现象成为诸民族共同拥有的东西,如契丹四楼即是如此。     

西晋至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墓葬变化的考古学观察

西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墓葬中出现了诸多不同于汉魏时期该地区汉人墓葬的新特征,表现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上。在葬制上变化是出现了梯形墓、梯形棺,在葬俗上,墓主人头向由汉人普遍的头北脚南,头朝墓室后壁,变为头南脚北,头朝墓道。在随葬品上,出现了北方民族习用的一些器形和胡人俑。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反应了西晋至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间的互动与交流、碰撞与融合。正是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北京地区魏晋时期的汉式墓葬系统被打破,而正是这种交流和融合酝酿出后世丰富多彩的隋唐墓葬文化。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

元朝统一后,南方与北方差异依然存在,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势力过分强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广移植明显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响,初次博弈整合的结果,北制因素稳居上风。元明鼎革,承袭元朝制度颇多,朱元璋、朱棣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关系等力量的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占优势。明中叶后又实施另一次整合,且改为南制占主导。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此乃元明二代因南、北差异而展现的社会整合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势。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     

隋代柔然贵族《郁久闾可婆头墓志》探析

隋代郁久闾可婆头墓志铭是研究北方民族的重要史料,志文记录了柔然民族在演进中对汉族文化的逐步认可和族属认同的转变;墓主在北方民族政权覆灭后,作为高层贵族的一员不仅担任地方实职且带军职,这是中原政权对北方民族融合的一贯策略和体现。     

陶侃：东晋中兴名将和他的“折翼之梦”

正西晋中后期,藩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汾河流域建立政权,并不断向南侵袭。在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下,西晋国力迅速衰落,最终于永嘉之乱中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在高门士族的支持下,南渡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建立初期,统治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不断侵袭;另一方面,政权内部的士族与司马氏皇权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

本文联系东亚、欧州和北美气候变迁及其影响 ,论述中国各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和历史的关系。指出以农为本的中国 ,尤其是北方 ,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格外脆弱。气候变化影响农业 ,从而影响社会各方面。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 ,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过程 ,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在温暖期 ,中国经济繁荣 ,民族统一 ,国家昌盛 ;寒冷期 ,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 ,游牧民族南侵 ,农民起义 ,国家分裂 ,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最后 ,作者指出 ,在历史时期 ,气候是中国北方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并强调将世界气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

在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背景、资料来源、地理要素梳理和考释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民族的地缘状况及历史演变,文章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过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北方民族政权疆界划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与梳理。着眼未来,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将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修订的重要信息补充和资料来源。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正一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     

东北古史分期探赜

本文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从东北古史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出发 ,可将东北古史分为五期 ,即蒙昧至文明开端时期 ;东北各民族及地方政权分立迭起时期 ;隋唐王朝羁縻统治时期 ;辽金北方王朝统治时期 ;元明清中央王朝统治时期     

匈奴对统一中国北方的贡献

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作为我国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它曾经对古代东方以及古代欧洲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以蒙古高原为自己的主要活动地区,同时也控制着我国北方的广大草原,匈奴在其兴起的过程中逐渐统一了北方的许多民族,对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战国时期,匈奴分布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势力强盛,统治大漠南北,建立了北方草原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历史上,它是一个以国家政权实体形式与中原王朝发生持续作用的显赫民族。它对中国北方统一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巾帼英雄冼夫人小考

冼夫人(约522-602年)是南朝梁、陈、隋三个朝代的巾帼英雄。她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南北对峙,北方陷入大分裂、大混战、大迁徙,而人们又迫切希望国家再复统一的时代,也是我国汉越民族趋于大融合的时代。     

南宋北方移民墓葬初探——以墓葬形制为中心

就礼乐制度而言,南、北方地区自唐代以来就存在一定差异,墓葬形制也多有区别。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及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南方地区墓葬材料的梳理,发现南渡后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墓葬,与本地墓葬之间无明显差异,多数采用南方本地流行的墓葬形制埋葬,而并未沿用北方原籍墓葬传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与北方移民的"权葬"思想有一定关系,可能也与南方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北方民族融合之地,应运皇朝龙兴之都——史上第一个在北京定都的民族政权评述

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皇都城市文化而闻名于世,在建城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在北京定都的王朝是从金代开始的,然而在更早的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强悍民族鲜卑在其首领慕容儁的率领下统一华北地区,在北京地区的蓟城称帝并由东北迁都于此。这是史书之中最早在北京定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记录与剖析,总结得出北京作为皇都历程中一条清晰而又重要的时代主线,即":在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影响促进了北京城市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北京城市开始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多的关注,这里有地理上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种因素相互叠加让北京城市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设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研究

在汉末、三国割据战争中,战马和骑兵兵员、将领呈现出从草原向中原、从中原向江南的流动。三国政权都面临着北来骑兵人才层与当地政治、社会的整合问题,并发展出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使得三国政权的骑兵运用策略、水准出现明显差异。蜀汉缺乏骑兵人才;东吴统帅擅长运用骑兵,但受制於战马不足;魏晋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则呈由强而弱的变化过程。三国割据战争和骑兵人才流动加速了北方民族的内迁,影响及於西晋的崩溃和之後漫长的南北分裂局面。     

西晋雁门郡楼烦县南徙考

正西晋八王之乱,引发北方各部族混战中原,迫使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年)九月移镇建邺,晋室政治中心开始逐渐南移江东,北方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渡江南下,形成了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迁徙,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永嘉南渡"。永嘉四年,晋将刘琨与鲜卑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以代郡封猗卢为代公,又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本文谨就楼烦县迁于陉南之具体方位进行探讨。雁门郡楼烦县,战国赵武灵王置,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重要场所。民族融合的发展不仅使各族生活习俗、政权组织等出现了汉化现象,更使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具有了更深刻的认同,从而促成了统一王朝的形成。民族融合发展的原因是山西独特的地理条件以及内迁各族主动的政治文化改革。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